那段艰苦并快活的日子——写在《中国国家地理》改版十周年之际


发布时间:2014年09月28日

撰文/李志华

人的一生总有些日子忘不掉,杂志的发展总有些节点挥之不去。1998年1月,全新改版的《地理知识》上市了,不仅让所有读者眼前一亮,就连我们的许多老地理学家也为之欣喜。我的大半生都与这本杂志相伴,我曾为她骄傲自豪过,也曾为她焦虑担忧过,我参与了文革后期的艰难复刊,见证了80年代初期的辉煌,感受了90年代市场分化带来的阵痛,也亲历了《地理知识》改版及《中国国家地理》的诞生和发展壮大。一幕又一幕的情节里充满了期待和不愿放弃的梦想,而唯有改版之初的那段艰苦与快活、喜悦与担忧相互交织的岁月反复在我脑海里映现。

更新观念,开放办刊

《地理知识》的改版没有作任何表面文章,而是一步一步地策划,一项一项地落实。当新版杂志第一期与读者见面时,也没有举办什么新闻发布会,仅在该期的最后刊登了一篇只有580字的“编后语”。直到今天,这篇“编后语”读来依然让我感动。这篇短文体现了一种责任:“深知,把《地理知识》办成具有世界影响的精品刊物,是几代同仁的孜孜追求”;一种诚恳:“今天的改版仅是一个起点,距离一本高档次《中国国家地理》的目标还相差甚远”;一种决心:“我们要发扬传统,开创新风。我们只有前进,不断前进!”

那么,《地理知识》的传统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为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年轻的地理工作者就筹划创刊了《地理知识》,成为新中国创刊最早的刊物之一;“文革”的动荡还没有结束,停刊六年的《地理知识》又在一代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地理学者手中复刊了,成为当年渴望知识的人们读到的第一本杂志;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地理知识》又 一次抢占了先机,率先改版,这就是我们的传统。

2005年5月28日,《陕西专辑》(上册)面市之后,我们在西安召开了读者见面会。一位64岁的热心读者把收藏多年的《地理知识》和《中国国家地理》搬到了现场,引起了媒体的轰动。读者是杂志的“上帝”,拥有如此饱含深情的“上帝”,对于办刊人而言,夫复何求? 

那么,新版《地理知识》怎样开创新风的呢?社长提出要转变观念,开放办刊。在资金的筹集上采取了引进合作者“借力发展”的模式;在人员结构上采取了广纳人才,组建了一个多元化的编辑部;在对待读者上,精心架设与读者沟通的桥梁。

自筹划改版起,我们就把倾听读者意见,与读者沟通和交流放在了首位。从1997年第8期开始,连续在每期首页发表文章如:“走进林海听涛声”、“心愿与机遇”、“架起金色桥梁,加强编读往来”、“答读者”、“读者来信选登”等。这些文章既回答了读者关心的问题,又为读者描绘了新版杂志的品质和形象。在“走进林海听涛声”中,明确告诉读者,我们要努力办的是中国杂志中的精品,一本中国的国家地理杂志。在“答读者”一文中,具体地描绘了新版杂志的形象,清晰勾画出杂志所面向的读者,也介绍了杂志丰富多彩的内容。

1950年,我国老一辈的地理学家施雅风(前右)、吴传钧(前左)等在南京创办了《地理知识》杂志。2007年11月,在南京召开的中国地理学会上,执行总编单之蔷(后左)、从《地理知识》坚守37年至今的原编辑部主任李志华(后右)与两位前辈再次相逢,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摄影/尹杰 

从1997年12期设“读者园地”开始,至1998年全年,“读者园地”一直放在显要的首页位置,充分体现了“读者至上”的办刊理念。经过一年的精心耕耘,“读者园地”百花盛开,那些宝贵的批评、建议、要求,成为我们策划选题、编辑稿件的重要依据。在编辑会议上,执行总编经常用这样的话提醒大家:“你们的文章读者喜欢吗?人家愿不愿意掏钱购买?”、“发行部就是编辑部的眼睛和耳朵,每月的发行曲线和报表对我们就是一种评价和路标。”

这座用真诚架起的与读者沟通的桥梁,让更多的读者有了参与感。我们也从而获得了读者越来越多的热爱与支持,读者人数由改版时的不足2万,很快跨过了5万、10万,直至现在的60万、70万,甚至过百万,这就是读者给予《中国国家地理》的厚爱,是“上帝”的恩赐。而《中国国家地理》对“上帝”更是给予了厚重的回报。仅2004—2007年的四年间,赠送给读者的页码多达1730页,以正常版148页计算,相当于赠送了读者一年的杂志,平均下来每年赠送了3本杂志的内容。

倚靠专家资源,2006年11月,俱乐部开始主办中国国家地理大讲堂。这是2008年3月6日,乔治·夏勒博士的讲座“羌塘高原的野生动物”结束后,现场听众排队请他签名留念。至今,我们的大讲堂已经在在北京、广州、成都等地举办了65期,听众2万余人次,受到广大读者、会员的好评。摄影/赵超 

改变文体文风,让地理味“鲜活优美”

新组建的编辑部,既有地学背景的专业人士,也有新闻、中文以及艺术类人才,不少地理学家担心如此多元化的编辑部怎样保证杂志的地理味。

过去的《地理知识》可以说“除了地理就是知识”,罗列式的表述方式和地理学专业化的语言体系,既让专业人士感觉浅显乏味,又让社会上的人士读起来感到深奥枯燥。如何在新版的杂志中,让地理味变鲜、变活,就成了我们开创新风的一个重要内容。为此要求所有编辑修炼内功,转变文体文风。

杂志的语言和风格首先是由每一篇文章来体现的。记得在那段时间,开会也好,下面交谈也好,总能听到执行总编反复强调:文章必须用第一人称,要把知识融于故事中,要有现场感、新闻感,要彻底改变旧的语言符号,建立新的语言体系等等。并亲自做示范为每一篇文章做大标题、小标题、写引言、提抽言,对有问题的稿件,更是逐段地提出具体意见。实际上,编辑部的每一次会议都是一次业务培训会,编辑每处理一篇文章则是对新办刊理念的一次实践。在编辑部还反复地倡导他所追求的文体:“要像学者一样严谨有知识;像诗人那样锤炼语言和富有感情;像哲学家一样思考,给文章‘魂’一样的东西。我们的杂志就会有品味,有档次。”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10年的锤炼,不仅打造出了一支训练有素的编辑队伍,所追求的“编辑+学者+作家+哲学家+艺术家”的编辑模式也已逐步形成。

《中国国家地理》的科学院背景,不仅仅体现在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给了我们“一亩三分地”:宽敞明亮的办公室。事实上,地理所甚至整个科学院,都把我们“视为己出”,大量的专家为我们提供了价值无法估量的支持与帮助。上面展示的就是《选美中国》付印前夕,钱金凯(左)、尹泽生(中)、杨逸畴(右)等研究员来到编辑部现场审读的场景。摄影/马宏杰 

锤炼编辑,同时更锤炼自己。作为一个有着文学专业教育和新闻从业经历的人,从他踏进杂志社起,就把地理专业作为必修之课。图书馆里他成了借阅书籍最多的人,交朋友他瞄上了地理科学领域中的专家学者。特别是在策划专题、专辑时,首先召开的是专家会,听听专家怎么说。一旦方案定下来,他还要请专家一起去实地考察。我记得1999年在云南考察石林时,我们请喀斯特地貌专家陪同指导。几天中走遍了整个石林区,他是边走边问,从生长在石头上的地衣,到这片石林所经历的地质年代,以及不同石林形态的生成过程都一一问及,回来后写了“石林:讲述自己的故事”刊在1999年第7期上。如此专业的内容由于用了另一种语言和文体,变得生动有趣了,普通人也能看懂了。10年来,编辑们拜了很多导师:自然地理、地貌、冰川、植物……几乎每个学科的专家都有。如今,这一过程已经成了编辑部运作专辑的模式,从而保证了杂志地理味的鲜活生动。

寄发杂志由一个人的工作变成全杂志社的集体行动

每当我走进会员部时,总有两个画面在我脑海里清晰地浮现。

一幅画面是已故的老编辑刘琴玉寄发杂志的情景。那是《地理知识》改版之前,当时的杂志社其实就只有一个编辑部,寄发杂志是由编务负责,每月向外寄发的杂志只有30来本,包括交换和直接到编辑部订购杂志的读者。杂志一到,她一下子就放在办公桌上,每装一本随手拈来,然后放在椅子上坐一坐,用自己身体的重量把信封压紧。看着她那装、粘、压、捆的样子,宛若一个熟练的流程工,没有半个小时已经送到地理所收发室了。有时我也很想帮忙操作一下,总被她拒绝:“这么点事还用得着你们插手。”

不料,改版后这点小事很快发展成整个杂志社每月人人都参与的大事。

1998年《地理知识》改版的成功,进入了杂志大发展的时期。不仅编辑部人员充实调整了,也新组建了发行部、广告部和会员部等经营部门。会员部的成立彻底改变了直购杂志的流程,每期需要直寄的杂志很快突破千份、万份,要让只有两三个人的会员部在半天之内完成任务是很难的,社长号召大家一起动手。每月杂志一到,无论社长,还是执行总编,以及各部门的领导都带领着一帮人,参加到装杂志的流程中。

那是杂志社每月庆丰收的场面,兴奋的心情好不热闹。最初在会议室里,那张2米多长的会议桌成了大家的工作台。虽然人员多,但却有严格的分工:这部分人负责装杂志,另一部分将装好的杂志,一本压一本地摆放好,露出的只是封口。这时总有一个小伙子提着一桶浆糊,挥舞着一把大刷子,围着桌子转着圈地涂抹,后面紧跟着几个快手一本一本地封起来,最后每20本一捆,码放在楼道里,邮局来车直接就拉走了。每当工作一结束,还有人会打趣地说:“数数今天‘吃’了多少桶浆糊?”一时间整个会议室里,充满了欢乐和收获的喜悦。

会员部里月月都有惊喜,会员数迅速过万,宽敞的会议室已经容纳不下了,装杂志的平台也从会议室延伸到走廊上、楼庭间、仓库里,用浆糊粘封口也已跟不上发展,采用了更方便的不干胶信封。现在会员已经突破5万,于是会员部与邮局联合,建立了更快捷的寄发流程。

这两幅画面,两幅场景,它让我体会到改版的魅力,发展的力量,让我感受到团队的朝气与活力。

构筑更大的平台,演绎更多的精彩

万事开头难。改版初期,不仅资金匮乏,办公室也就4间,但我们依然组建了兵种齐全的编辑部,让杂志社第一次有了面向市场的营销人员,尽管那时全杂志社只有15人,广告和发行也各有一人维持,杂志的发行量也不足2万,而中国国家地理的创新事业正是由此启航的。

社长曾多次说:“我是来搭台的,是来为大家服务的。”10年来,他一直坚守着、努力着,为杂志社的发展开辟出一片又一片新天地,构筑起一个又一个发展的平台。开始只有一个人做的发行、广告,很快扩建为发行部、广告部,使杂志社真正走入市场。为了树立品牌、增强品牌的影响力而先后组建的会员部、会员俱乐部、市场部等,如同杂志社的一个个窗口,对外开放,展示着杂志社的形象与风采。
10年来,不仅部门增加,而且不断发展壮大。发行部除在全国建起了近5万个零售点外,还建起了全国读者服务网。广告部也已发展成广告公司,与新组建的新媒体公司、影视公司为杂志社的三大独立公司;作为《中国国家地理》的青春版《博物》杂志、历史文化版《中华遗产》杂志也已办出特色和水平。《中国国家地理》的繁体版分别在台湾、香港印制发行,还先后以版权贸易的形式出版了英、法、意、德等版本,使《中国国家地理》走出了国门。这一切都体现着杂志社实力的增强,并正在朝着多部门、多功能的方向快速发展,成为国内一流的科学传媒机构。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改版10周年的纪念日,也是《博物》杂志创刊5周年的纪念日。《博物》承载着CNG人的梦想,就像画面中沐浴着阳光的孩子,让人看到未来的希望。这是2007年7月《博物》会员草原夏令营中,孩子们正在额尔古纳河的支流——根河附近的营地欣赏草原日落。摄影/赵超 

1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瞬间。而在人生旅途中却是漫长的守望。我作为一个在《地理知识》和《中国国家地理》连续工作了37年的老编辑,为了今天的辉煌付出过辛劳与汗水、也收获了欢乐与喜悦。如今,一切付出都化作了一股暖流,一股幸福的暖流在胸中流淌、在心中积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