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光寺 ——丝路文化繁盛处的禅宗大寺

宝光寺是不同时期佛寺建筑的几个汇集，现有的建筑格局主要形成于清代，但又与许多建于清代的佛教寺院风格不同，宝光寺“前塔后殿”的布局有些接近南北朝时期佛寺的建筑特色。整座寺院建筑规模宏大，它们掩映在城区的茂林修竹当中，营造出了一个“香火缭绕，只闻禅香”的宁静空间。

自成都市区北行十多公里，在新都区繁华的街巷间，一座红墙灰瓦、高塔飞檐的古刹在古树浓荫间隗然而立、佛香缥缈不绝，这便是闻名巴蜀的宝光寺。千百年间，它置身川中最古老的繁盛之地，向北守望着中原与巴蜀的文明古道，向南倾听远至天竺的南方丝绸之路的马帮梵音，见证了蜀地织锦和外来物资、文明的互动，融汇多元文化，成就了一座规模宏大、格局严整的济世丛林。

红墙构成的弯弯曲曲的夹道，是颇有意味的建筑设计，而筑于罗汉堂后面的太子亭，也是值得驻足的建筑之一，太子亭是一座环形顶建筑，据说象征着生命的轮回。太子亭的水池中设立有释迦太子诞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的情形。寺中的唐代舍利塔，是一座高达23米的13层密檐式方形砖塔，距离今天已有1100多年历史，塔身微微倾斜，但依然稳固如初。更奇妙的是，历经风雨洗礼，塔身既不生长野草和苔藓，也不结蛛网和虫窝，塔顶鎏金溢彩，塔角朱雀衔铃，让世人品味到了一份从容。

古寺是一座中国佛寺建筑史博物馆

宝光寺雄踞成都平原北首，于人烟辐辏、车马骈阗处设立伽蓝，形成了“烟霞无定相，闹市听梵音”的景象。寺院拥有一塔、二坊、三楼、四殿、十二堂、十六院，鳞次栉比的殿宇合围出数十个重重叠叠的天井院落，在150多亩的土地上延展出整饬又灵动的建筑空间。行走其中即有层层递进、殿宇庄严的厚重，亦有“一步一景、步移景异”的观赏愉悦。

令人称奇的是，宝光寺融汇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佛寺建筑风格为一体，游走其间，仿佛在阅读一部生动的中国佛寺建筑史。

布局上，宝光寺以南北中轴对称，轴线南起“福”字照壁，经山门殿、舍利塔、七佛殿、大雄宝殿、藏经楼，止于紫霞山。中轴线两侧分布有东西牌坊、钟楼、鼓楼、东西两厢，外围两侧还有净土院、罗汉堂、普洞塔和塔林。这样严整的后期丛林格局是在宋代以后逐渐形成的，但在其间，却隐含着更早期佛教建筑演进的种种踪迹。

屹立于天王殿与七佛殿之间的舍利塔是早期佛寺“寺塔一体、塔踞中心”的塔院式格局的鲜活样本，体现了追随印度佛寺的盎然古风，曾盛行于汉以及南北朝时期，为今天国内寺庙所少见。随着佛教的中国化推进，佛像礼拜和佛殿地位渐次突出，佛寺经历了由以塔中心到塔像并重、再到以殿中心，各级殿宇有序排列的丛林式格局的历史演变。

中国文化繁盛的唐宋两朝也在宝光寺建筑中也留下了诸多印记，如钟楼、鼓楼与两庑连为一体是唐宋时期的楼阁式格局，七佛殿与大雄殿前后次第排列和作为禅宗寺院有着“寺中置寺”的净土院也体现的也是唐宋佛寺的风范。

这些不同时期风格的建筑在宝光寺和谐地融为一体，实为文化交融繁盛又相对平静的蜀中平原所赐。那立于寺院中心的舍利塔，或是经由古蜀与古印度之间的“蜀身毒道”、天竺佛法早于中原来到蜀地并播下种子，将早期佛寺的格局投影于此、流传至今。

皇权奠定了古寺鼎盛的基础

宝光寺始建于两千年前的东汉年间，隋唐时已是蜀中大寺，寺中出土的唐开元年间的《施衣社华严三圣石刻造像碑》记载了当时寺院的盛况：“诣伽蓝，罄金帛，连峻宇，引层台”。然而仅一百年后，唐武宗灭佛，“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旧唐书》），之后诗人司空曙过宝光寺，看到的已是“黄叶前朝寺，无僧寒殿开”的凋零景象。

佛语“恶善之报，如影随行”，唐僖宗李儇的临幸与驻跸，又为宝光寺迎来辉煌的契机。公元881年，唐末黄巢义军直逼长安，19岁的僖宗自乱阵脚弃都而逃，沿着先祖玄宗李隆基的脚步踉跄入蜀。颠沛流离之中是宝光寺敞开大门，接纳了年轻的皇帝，让他在叛军四起、国政崩坏的困境中有了安居之所。

或震撼于佛光重现的祥瑞，或感恩于青灯古佛、梵音呢喃给予自己的精神慰籍，僖宗敕令重修宝塔、再建佛寺，在达悟国师知玄的努力下，“蜀中之梵宫佛院，未有盛于此者”的盛况出现，奠定了宝光寺位列长江流域“四大丛林”的基础。

寺内七佛殿前的檐柱下还保留着两个浮雕盘龙石础，是这一历史的见证，被称为“僖宗遗础”。镇寺之宝千佛碑亦为这一时期所刻，此碑四面共镌刻一千尊结跏趺坐双手合十的浮雕佛像，技法古朴颇有印度犍陀罗古风。而达悟国师当年修建的舍利塔，历经千年风雨仍然伫立在宝光寺的中心，塔身西斜，俯瞰着络绎不绝的参拜者。

到了宋徽宗时，禅宗临济宗十一世祖圆悟克勤将宝光寺带到了“修持说法，接众数千”的繁盛高点，此后寺院随着天下兴衰而几经沉浮，至明末毁于兵燹。清康熙九年，目睹古寺颓败不堪，倍感痛心的笑宗禅师在新都知县和地方缙绅的支持下，剪荆伐棘，重修伽蓝，使宝光寺焕然一新。此后直至今天，宝光寺一直道场鼎盛，闻名遐迩，各种文物珍藏极为丰富，从锡兰王亲赐的两颗一黑一白佛祖舍利，暹罗王亲赠的贝叶经，缅甸汉白玉卧佛等佛家至宝，到大量珍贵字画如宋徽宗《白鹦鹉》、赵孟頫《五马图》，元代金银粉书《华严经》，张大千的敦煌临摹上品《水月观音》、徐悲鸿的巨幅《立马图》等艺术珍宝陆续汇聚寺内。今天宝光寺收藏的3000余件珍贵文物在文物精品馆轮流展出，娓娓诉说着这座千年古寺的故人和往事。

宝光寺是一座佛教文化博物馆，拥有众多珍贵的文物，如石碑刻造像、壁画、铜像等，比如普贤菩萨、唐开元施衣社华严三圣造像石碑刻等，以天然红砂石雕成的施衣社华严三圣，雕刻手法细腻流畅，色彩也庄重富丽，而且保存得非常完好。
宝光寺的罗汉塑像共有577尊，基本都是以土为质，上面再贴金彩绘，这些造像以“田”字形的布局排列在罗汉堂内，看起来森然有序，却各有姿态。颦笑嗔喜，神态生动。这些罗汉汇聚了中国南北罗汉雕塑之长，正是不同风格的交相辉映，才成就了宝光寺罗汉的独特魅力。

神佛造像是珍贵的艺术精品

山门殿内，蜀中大儒新都人杨廷和、杨慎（号升庵）父子的造像傍哼哈二将而立，这一对刚正不阿的父子被尊为寺院的护法神，饱含了地方僧俗对他们的敬意。杨慎后来又经“蜀身毒道”深入云南，传播中原文化，也算是对佛法西来的互动。

入天王殿，过舍利塔，经“天台胜境”牌坊沿红墙夹壁行二百步，但见苍松如盖，这便是名闻遐迩的罗汉堂。罗汉全称阿罗汉，是仅次于佛和菩萨的修行果位，相传释迦牟尼在世时收了500弟子，经常给他们讲经说法，佛祖圆寂后他们将佛法收集起来编辑成册。后人为纪念他们的功绩，便称他们为“五百罗汉”。国内不少寺庙都建有罗汉堂，如北京碧云寺、苏州西园寺、武汉归元寺等，宝光寺罗汉堂建于1841年，平面呈现田字形结构，占地面积1600平方米，是现存明清罗汉堂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塑像平均高约2米，亦为明清500罗汉造像中体量最大者。

堂内塑佛、菩萨、罗汉、祖师塑像共577尊。不着僧装、不拿法器，风帽锦氅，龙袍朝靴的清帝康熙和乾隆也以“阇夜多尊者”和“直德福尊者”列入，当是中央皇权对寺庙的影响。奉命重修宝光塔寺的唐代悟达国师、宋代把宝光寺带入了极盛时代的圆悟克勤祖师、清朝宝光寺第六位方丈月容老和尚都已本尊形态出现。更多罗汉则是身材高大、广颐深目的西域人或东南亚人。亦不在少数的皮肤黝黑、须发卷曲的印度人模样罗汉再次证明了天竺文化千年间对宝光寺的意义。

将罗汉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不仅需要极高艺术造诣，更需要对佛的虔诚。当年，是有“居士”称号的陕西帮、川西帮、川东帮造像工匠们，凭着内心的信仰和精微体察，以融汇各路技法的工艺塑造了法相庄严而形神俱佳的一院神佛。他们的付出达到了“应尊五百，殊相堂堂，神通俱足，次比雁行。有麟有车，有云其赏。种种会意，作作生芒。篆刻工精，神采飞扬”的艺术高度。

入得宝光寺，佛香缭绕不绝，机锋妙语时时警醒参访者。云水堂前，“从那里来”匾额一语问痴路人；对面的客堂檐下高悬“到这里入”四字点明参禅悟道门径；大雄宝殿前默念楹联妙语“世间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但觉醍醐灌顶、万籁俱寂……这佛香在宝光寺中、寺外凝聚缭绕，成为新都香城的一种特别的美好味道，遥遥呼应天竺的梵天佛音，为这方繁华的人间带来安宁和清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