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麦
秦统一天下的力量

坏心办了好事的郑国渠

秦王嬴政当政初年，秦国统一天下的雄心已渐显露，燕、齐、楚、赵、魏、韩等关东六国惶恐不安，纷纷想办法阻止秦国进一步发展壮大，我们要讲的故事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在这些战战兢兢的国家中，与秦国相比邻的弱小韩国所感到的威胁最强烈，于是精心设计了一个阴谋，派出一位名叫“郑国”的高级水利工程师到秦国，说服秦王，在关中平原北山的山坡上，横向开凿一条长约150公里的大水渠，连通渭河的两大支流——泾水和洛水。鼓动秦国修建这条水渠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是这将有利于关中平原的农业灌溉，但真实目的却是诱骗秦国调动大量人力和财力，投入到一个巨大工程项目上，以达到消耗秦国国力、延缓秦国出兵天下的目的。

韩国设计的这个阴谋的核心点是：修这条水渠实际是无用的，或用处并不大，所以能达到劳民伤财的阴损效果。

但是，工程的结果却与韩国的初衷大相径庭。由于这条水渠的修建，使得八百里秦川一跃变成了良田沃土，关中地区的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秦国的国力猛增，反而加快了吞并六国的步伐。《史记·河渠书》记载：“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名曰‘郑国渠’。”

郑国渠让秦国崛起：这是最失败的间谍计划，韩国忽悠秦国开凿的郑国渠，原想拖垮秦国，却反而加速了秦统一天下的步伐。从下面这张地形图中可以清楚看到，郑国渠对关中平原的灌溉作用是非常明显的。灌溉对于韩国种植的小米可有可无，而秦国种植的、“祖籍”地中海地区的小麦正需要这种灌溉才可以茁壮成长。图为郑国渠俯瞰图。摄影／王天育

郑国渠及关中平原地势图（战国）

有趣的是，司马迁在就郑国渠对秦国农业所产生的巨大作用的描述中，没有泛泛地讲总产量，而是很明确地提到了平均亩产，即“亩一钟”。这个细节很值得回味。

“钟”是古代度量单位。杜佑《通典》解释“六斛四斗为钟”。战国时期，一斛大约等于一石。因此“亩一钟”就是指平均亩产约6.4石粮食。《汉书·食货志》记载了李悝与魏文侯的对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这说明，在战国后期，农业生产的平均亩产一般在1.5石左右。如果据此计算，由于郑国渠的修建和使用，秦国关中地区的粮食亩产竟然提高了4倍之多！难怪司马迁要特别强调这个亩产。

修一条水渠对当地农业生产发挥如此惊人的效益，这在现如今也应该算是个奇迹了。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郑国渠能与都江堰齐名，被列入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古代水利工程之一。

问题是，为什么郑国渠的实际效用与韩国的设想差距竟然这么大呢？按理说，韩国的诸多谋士即便再无能，也不至于愚蠢到如此地步啊。

关中平原是一条狭长的谷地，它西起宝鸡、东抵潼关、南界秦岭、北接渭北北山，渭河从西到东纵贯整个平原，所以关中平原又称渭河平原。关中平原的土壤是由河流冲积和黄土堆积形成，土质肥沃疏松，特别是在渭河以北、北山以南的广阔区域，天生一片沃土，很适于农耕。然而，这片区域的地势北高南低，河谷又在最低处，因此千百年来空望着滔滔渭水东流去，却无法利用河水灌溉农田。如果在北山坡上与渭河平行横向修一条水渠，渭河以北的这片广袤土地自然就可以得到充分的灌溉。

郑国渠的灌溉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并没有什么“阴谋”可讲。再说了，修水渠就是为了灌溉，修建一条工程如此巨大的水渠如果连起码的灌溉功能都没有，那也不可能轻易骗过秦国众多谋士的。所以说，韩国费尽心机设计这个阴谋的核心要点并不是在“灌溉”本身，而是韩国认为郑国渠虽有灌溉作用，但对秦国农业的发展没有实际意义或帮助并不大。

但事实恰恰相反，郑国渠的巨大作用是韩国始料未及的。那么，韩国的决策层究竟失算在那里呢？关于这一点，任何史书都没有记载，所以令后人百思不得其解，成为了一个千古之谜。

实际谜底很简单，韩国的决策层在设计这个阴谋时，仅考虑到了灌溉因素，却忽视了决定农业生产的一个更为关键的因素——农作物品种。

战国时期，包括韩国在内的中原地区诸侯国的农业生产的主体农作物是谷子和糜子，也就是我们通俗所说的两种小米；而源自陇东（西戎）地区的秦国的农业生产的主体农作物是小麦。

郑国渠的问题就出在小麦身上！

令韩国人犯晕的小麦

西亚、中国、中南美洲和非洲是世界四大农业起源中心区。

中国的农业起源有两个独立发展的脉络，一个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南方稻作农业起源，所栽培的农作物主要是稻谷；另一个是沿黄河流域分布的北方旱作农业起源，所栽培的农作物主要有谷子（粟）、糜子（黍）和大豆（菽）。在中国被驯化的家畜主要有狗、猪，可能还有鸡。

谷子和糜子这两种小米，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1万年以前。由于谷子和糜子都是起源于中国本土，对中国北方地区的生长环境的适应能力是与生俱来的。另外，这两种小米都是非常耐旱的农作物品种，在春播季节只要地墒好、能出苗，即便整个春季不下一滴雨，也能正常拔节和孕穗，坚持到夏天雨季的到来。因此，在中国北方的广大区域内，包括当时韩国所在的中原地区和秦国所在的关中平原，种植谷子和糜子这两种小米并不需要人工灌溉、仅依靠自然降水就足以获得好收成。

与小米不同，小麦起源于西亚，后传入中国。这种外来的农作物品种传入中国后就得面临水土不服的问题。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作物：来自西亚的小麦天生就适应冬季寒冷湿润的地中海气候，冬季雨雪或河水的滋润对小麦而言，就好象母乳之于婴儿一样，是非常自然和必然的需要。如果要在冬季寒冷干燥的中国种植小麦，就必须大规模灌溉。秦国的起源地在中国的西部，西部又是中国认识和接受小麦最初的地方之一，所以秦国特别理解小麦天生的需要。图中的作物和家畜虽然已经遍布到了世界各地，但不管旅行到什么地方，在它们身上的、从其原产地携带而来的“童年密码”都很难改变，小麦当然也是这样。

西亚农业起源半月形地带图

西亚地区是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冬天寒冷潮湿、夏天炎热干燥，降雨主要集中在冬、春两季。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属于“东亚季风气候”，具有水热同季的特点，夏天炎热湿润、冬天寒冷干燥，降雨主要集中在夏、秋两季。

西亚和东亚在降雨季节上的截然不同，造成了小麦在传入中国后对中国北方地区生长环境极度地不适应。例如，不论冬小麦还是春小麦，其主要生长过程都集中在春季，出苗、拔节、孕穗、灌浆等生长关键期都需要充足的降水，但在中国北方地区，春季恰恰是最干旱的季节，降雨量极少，故有“春雨贵如油”的说法。因此，要想在中国北方地区大规模种植小麦，首先必须解决人工灌溉问题。

由此看出，小米和小麦虽然都属于旱地农作物品种，但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对灌溉的需求，前者基本不需要的灌溉，对后者而言却至关重要。

小米与小麦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产量的高低。小米是“耐逆性”很强的谷物，耐旱、耐瘠、耐盐碱，但产量却相对较低，现今我国西北地区仍然种植小米，传统品种的平均亩产在100公斤左右。小麦虽然耐逆性较差，季节性又强，种植难度大，但却是高产作物，现今中国北方地区广泛种植小麦，平均亩产大多在400公斤左右。二者的平均亩产相差约4倍。

小麦的产量极高，大规模种植必须建造灌溉设施。这两点大概就是导致郑国渠阴谋最终失败的原因所在了。

韩国的农业是以种植传统农作物——谷子和糜子两种小米为主，人工灌溉可有可无。所以他们主观地认为，修建郑国渠虽然具有灌溉作用，但对也种植小米的秦国农业的实际意义不大，至多是锦上添花而已，因此工程项目能够达到消耗秦国国力的最终目的。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来自西方的秦国人对小麦的生长特点和种植技术非常了解，灌溉系统的建立虽然对种植小米没有实际意义，但对小麦的种植却是至关重要的。其结果是，由于郑国渠的修建，关中平原可以种植小麦的土地面积大幅度增长，原先仅能种植小米的土地现在都可以改种高产作物小麦了，由此粮食的平均亩产翻了几番，秦国农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奇速发展，为秦灭六国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郑国渠故事的谜底揭开了，但它又给我们带出了新的问题。对小麦的生长特性和种植技术，为什么秦国人熟知，而韩国人比较陌生呢？

这与小麦传入中国的路线和过程有关。

小麦的传奇身世

与中国相同，西亚也是世界上一个重要的农业起源中心区。西亚农业起源中心区被称作丰沃的半月形地带，包括现今的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全部，以及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的部分地区。在西亚中心区被栽培的农作物主要有小麦、大麦、鹰嘴豆、豌豆、蚕豆等，被驯化的家畜主要有绵羊、山羊以及牛等。在西亚被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小麦遗存距今9000年。

小麦被栽培后逐渐成为当地的传统农作物品种，以小麦为主体农作物的西亚农业为两河流域古代文明的辉煌打下经济基础。

小麦被栽培后开始向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欧洲等地传播，它向东北通过中亚传播到中国，逐步取代小米成为了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主体农作物，对夏商周古代文明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世界上伟大的古代文明似乎都与小麦有一定的关联！这是个传奇。

但是，小麦是何时传入中国、通过哪条途径传入、传入中国后又是如何发展的？目前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小麦早在史前已经传入中国，因为在中国最早的古代文字甲骨文（公元前14〜11世纪商代晚期）中就已经出现了有关小麦的文字记载。在甲骨文中有两个字与麦类谷物有关，一个是“麦”字，被诠释为大麦，另一个是“来”字，被诠释为小麦，这两个字都是象形字，字体的形状像一株即将成熟的麦子，麦叶直立，麦穗下垂。甲骨文是最早的文字，所以从字义上讲，“来”字的本意应该就是小麦，后来才被假借为“来往”的意思。小麦的“麦”与往来的“来”，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农作物、一个是方向性运动，两个词义风牛马不相及。这种假借看似没有什么道理，但它也许恰恰说明了，我们的祖先早已经知道小麦不是中国本土生长的，而是外“来”的。

畅通的北方道路：很多人到了河西走廊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长城都修在山前头。图为河西走廊北山-龙首山南坡的明长城及牧场（摄影／陈淮），其实自汉代起，北山山前就修有长城。翻过北山山系就到了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这一段山前的长城说明当时在北山的北边有大片绿洲，匈奴在这里活动频繁。就此也可以推断，早期的人类也可以在这片草原或者说绿洲上活动。在一个很长的时段里，北方的通路是畅通的，北方接受西方文化的时间几乎是同时的。

大麦、小麦一起来：小麦在史前已经传入中国。在商代晚期的甲骨文中，“麦”字表示大麦，“来”字表示小麦。为什么往来的“来”会是小麦的名字呢？据专家考证，这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已经知道小麦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外来的。

随后的先秦古代文献中有关小麦的记述就常见了。但小麦究竟是何时、如何传到中国来的，甲骨文和先秦文献都没有记载。看来，仅依靠历史文献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小麦传入中国的问题只能依靠考古学解决。

东灰山小麦曾经证明过什么：在很多学者的早期文章中都会写道：“中国的小麦最早出现在距今五千年左右，其证据就是甘肃民乐东灰山遗址。”从图中地图可见，东灰山正处在东西交流的要道咽喉，这颇惹人遐想。可惜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东灰山小麦的年代应为距今3700-3200年，它不是中国最早的小麦。地图右下角为东灰山浮选出土的炭化小麦粒，它们没有证明我们的期待。

东灰山小麦：小麦东传路线的疑案

根据甲骨文已知，小麦是在有文字记载之前传入中国的，所以最有学术价值的考古证据应该是距今3500年的古代小麦遗存，我们称之为“早期小麦遗存”。

小麦是有机物质，容易腐烂，很难长期保存在考古遗址中。然而，由于人类的日常生活离不开火，在考古遗址中总会有一些被烧过的、但又没有完全燃烧成灰烬的炭化的植物遗存保留下来。炭化的植物遗存已经变成无机物质，化学性质十分稳定，能够在考古遗址中埋藏和保存千百年甚至上万年。

上个世纪曾在一些遗址出土过炭化的早期小麦遗存，例如，甘肃的东灰山遗址、陕西的赵家来遗址、安徽的钓鱼台遗址、新疆的罗布泊古墓沟遗址，等等。其中，年代最早的、但也是争论最大的当属东灰山遗址出土的小麦遗存。

东灰山遗址位于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1985年，一位名叫李的农学家在东灰山遗址采集到了一些炭化小麦遗存，他从中鉴定出普通小麦（Triticum aestivvum）和密穗小麦（T.compactum）两个品种，并根据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测年结果，判断东灰山小麦的年代在距今5000年左右。这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一阵轰动。李是著名的农学家，他对东灰山小麦的鉴定应该是可信的；但李先生不是考古学家，他对东灰山小麦的年代判断需要专业的考古学者进行认定和核实。

1987年，考古学者对东灰山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结果出乎意料，根据发掘出土的各种遗迹和遗物判断，东灰山遗址是一处“四坝文化”遗址。四坝文化是分布于河西走廊的一支青铜时代早期文化，年代在距今3700〜3200年间。

二者的年代判断竟然相差了千余年，令人迷惑。从此，东灰山小麦的年代问题就成为了中国考古学的一大疑案。

东灰山小麦受到广泛关注，不仅在年代问题上，还有其特殊的出土地点。

从地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东灰山遗址的位置恰好处在河西走廊中间部位的那段最狭窄地带。在历史时期，特别是秦汉以降，东西文化交流的主干道是丝绸之路，其中河西走廊是必经之路。东灰山又位于河西走廊的咽喉要道上，因此，如果东灰山小麦可以被确定是在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小麦遗存，小麦就有可能是沿着丝绸之路由西向东逐步传入中国的，即由西亚通过中亚，跨越新疆北部，穿过河西走廊绿洲通道，进入关中平原，最终到达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地带——黄河中下游地区。

长期以来，主张小麦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学者们，确实都是以东灰山小麦作为最有力的考古证据，虽然他们都知道年代有争议。

近期一支由中美考古学者联合组成的考古队专程前往东灰山遗址，采用考古学的田野方法重新采集了土样，浮选出土了大量的小麦遗存。考古队从出土炭化小麦中选择了十余份样品，送交北京大学碳14实验室采用加速器测年方法重新测年，结果显示，这十余份小麦样品的测年数据毫无例外地都落在了距今3700〜3200年之间。

东灰山小麦的年代官司终于有了定论：东灰山小麦不是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小麦遗存，小麦传入中国的路线不一定走的是丝绸之路。

那么，小麦究竟在什么时期传入中国的？走的究竟是哪条路线？

考古学需要新资料和新证据。

小麦离开了故乡：位于地中海地区的古埃及很早就种植了小麦。在图中这幅古埃及墓葬壁画中，墓主森尼杰姆和他的妻子利尼弗特在收割小麦和亚麻。在西亚起源之后，小麦不仅很快传播到了埃及，并且一路东行来到中国，可是在它传入中国三千多年后，人们提到“耕织农作”还是习惯用传统的水稻作为例子，可见与“土著族”的水稻和谷子相比，小麦一直都不受待见。

“浮选法”带来的惊喜和迷惑

以往在考古中发现小麦遗存都是偶然。炭化的小麦籽粒实在是太小了，黑不溜秋的，埋在土壤中仅凭肉眼是很难发现的。所以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如果发现了小麦遗存，那完全是凭运气。

但考古学有一套专门用来发现炭化植物遗存的技术，被称作“浮选法”。浮选法的原理和操作实际很简单：炭化的物质分量轻，比重小于水，将从遗址中挖掘出来的土壤放入水中，轻轻搅拌，埋藏在土壤中的炭化的植物遗存就会漂浮出水面，然后提取之。

图为小麦在中国出土遗存的分布统计，从中可见小麦在早期中国的种植范围的变化趋势。图表中，西北地区包括黄河上游地区（陕西、宁夏、甘肃和青海的相关区域）、河西走廊和新疆的大部分区域；中原地区包括河南的北部和中部、山西和河北的南部，大体相当于黄河中游地区，是华夏文明形成的核心区域；海岱地区包括山东全境、安徽和江苏北部，大体相当于黄河下游地区。图表中总结的近年考古发现中所见小麦遗存的分布说明，小麦应该是在龙山时代传入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在夏王朝时期仍然少见，从商王朝时期开始普及。早期小麦最先出现于中原及海岱地区，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北地区出现的越来越多。有趣的是，西北地区出土小麦遗存的考古遗址中一般都伴随同出有大麦遗存，而且大麦遗存的出土数量往往还多于小麦遗存的数量，这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不常见的。也许西北地区的小麦是通过一条不寻常的路径传入的。

本世纪以来，浮选法被引入和应用到中国考古发掘中，并得到迅速普及，截至目前为止，开展过浮选工作的考古遗址已经多达百余处，获得了数量惊人的炭化植物遗存，为考古学的研究提供了一大批珍贵的古代植物遗存资料，其中就包括古代小麦遗存。其遗址数量很多，年代跨度也很大。

根据国外某地理学杂志报道，近期有一支由中日地理学者联合组成的地质考察队在甘肃东部进行考察时，偶然发现了早期小麦遗存，测定年代在距今4600〜4300年间。但是，与李发现的东灰山小麦相似，这些小麦遗存的考古学文化背景很不清楚，而且年代测定的样品又不是小麦遗存本身。为了不再重蹈东灰山小麦研究的覆辙，避免考古学再出疑案，这个新发现只能暂时存疑，有待考古学做进一步的核查。

如果将上世纪的偶然发现和本世纪的浮选新发现综合在一起，目前在中国出土早期小麦遗存的考古遗址已经多达三十余处，其中年代最早的距今4500〜4000年。

从统计学的角度讲，三十余处考古遗址的出土实物资料，数量已经不少了，可以就此下结论：小麦传入中国的时间最早在距今4500〜4000年间，大约相当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

解决了小麦传入中国的时间问题，下面要回答传播路线问题。

小麦是西来的，传播路线当然应该是由西向东，这似乎不成问题。但是，如果将考古出土小麦遗存按年代的早晚进行排列，就会发现一个十分令人迷惑的现象，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小麦遗存，即距今4500〜4000年的龙山时代小麦，全部都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且还是以东部的海岱地区发现的最多；距今3900〜3600年的夏王朝时期的小麦遗存，是以中部的中原地区发现的最集中；而西部的西北地区出土小麦遗存数量虽多，但年代大多在距今3500年以后。根据这个排列，早期小麦在中国北方地区的分布，不仅看不出由西向东的传播方向，而且似乎是由东向西渐进的。

这太不可思议了！难道小麦不是沿着丝绸之路由西向东传入中国的吗？

事实上，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丝绸之路并不是唯一的通道，还有其他路线，例如，穿过云贵高原和东南亚抵达印度河流域的“南丝绸之路”，沿着南亚、东南亚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海上丝绸之路”，连接蒙古高原、南西伯利亚、中亚和西亚的“欧亚草原通道”。

小麦传入中国的路线最有可能是欧亚草原通道。

图11

西风吹过北方草原：在鄂尔多斯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馆等处，都收藏着很多欧亚草原风格的文物，图11为典型的鄂尔多斯青铜器——青铜动物纹杖首，地图中插入的照片是“蛇纹鬲”，它是北方文化区的典型陶器之一，图13为草原风格动物纹金器，它们静静地诉说着东西方交流的故事。

图13

古代文化高速路——欧亚草原通道

欧亚草原是世界最大的草原，它西起多瑙河下游，向东跨越中亚北部和南西伯利亚南部，到达蒙古高原，东至呼伦贝尔草原。欧亚草原通道是指以欧亚草原为主线的一条横贯东西的古代文化交流通道。

大约在距今4500〜3000年间，欧亚草原上存在着一些早期青铜文化群体，例如分布在南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西部的阿凡纳谢沃文化（Afanasiev Culture），分布在中亚北部和西西伯利亚的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 Culture）等。实际上，这些考古学文化群体是散布在辽阔的欧亚草原上的许多青铜文化小部落的统称，这些小部落之间不一定有血缘联系或相互承续关系，但却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如特征鲜明的草原青铜器、畜牧和农耕相辅相成的混合类型经济模式、半定居半游动的生活方式等。共同的文化特征说明这些早期青铜文化群体内部存在着相互联系，而他们之间构成的紧密联系就好似在欧亚草原上形成了一条文化高速路，联结并保障着古代东西方文化相互交流的通畅。

同样是在距今4500〜3000年间，中国北方沿长城地带也存在着一个比较特殊的古代文化群体，考古学称之为“北方文化区”。北方文化区西起鄂尔多斯高原，向东沿着河套和阴山南麓，到达燕山山脉地区。这个呈西南-东北走向的狭长地区恰好处在我国北方由半干旱区域向干旱区域过渡的生态环境敏感地带，经济形态或牧或农，又被称为“农牧交错带”。

由草原通道东行：西亚文化经由北方文化区一路东行。而古丝绸之路也是古代东西交流的要道，不过丝路上关卡和戈壁很多，不适合人类活动。把丝路作为通路是汉王朝人为“开凿”的。比如险要的乌鞘（shāo）岭（摄影／陈淮）是河西走廊的门户，它不属于北方文化区，但是有一种说法认为它参与了早期小麦向秦国等西北地区的传播。

北方文化区的北面与欧亚草原早期青铜文化衔接，南面与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区域中原地区相邻。因此北方文化区的文化特征同时包含有中原地区古代文化的特征和欧亚草原早期青铜文化的特征，例如，其最具代表性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就带有明显的欧亚草原早期青铜文化特点。

由于被夹在这两个古代文化之间，北方文化区在南北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例如，商王朝晚期的都城安阳殷墟曾出土许多具有典型欧亚草原早期青铜文化特征的青铜器，包括动物纹青铜饰件、青铜短剑、管銎(qiōng)战斧等，这些青铜器应该是由北方文化区传递进来的。

有冶金考古学者认为，除了青铜器物本身之外，原始青铜冶炼技术（砷青铜）也有可能是通过北方文化区由欧亚草原早期青铜文化传入中国腹地的，时间大概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后期。

有动物考古学者认为，马和马车是在商王朝后期通过北方文化区由欧亚草原早期青铜文化传入中国的，绵羊也是这样，但传入的时间更早，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末期。

我们认为，小麦也应该是经过北方文化区的中转由欧亚草原早期青铜文化传入中国的，时间是新石器时代后期即龙山时代。

青铜冶炼技术、绵羊和小麦的源头都在西亚。西亚不仅是小麦和绵羊的起源地，同时也是最早出现青铜冶炼技术的地区之一。国外的考古研究证明，这三种文化因素是捆绑在一起由西亚向四周（如古埃及和古印度）传播的。

当青铜冶炼技术、绵羊和小麦这个捆绑在一起的文化包裹，由西亚向东北方向传入到中亚后，便进入了欧亚草原通道这条文化交流高速路，在欧亚草原上诸多早期青铜文化小部落的接力传递下，由西向东逐渐传播，到达东部的蒙古高原地区，然后由北方文化区接手继续传播，但传播路线出现了一个90°的转折，改变了由西向东的路线，开始由北向南，最终到达终点站——黄河中下游地区。

北方文化区与中原地区乃至海岱地区的文化交流是全方位、多渠道的，是通过许多南北向的河谷通道相互接触的，其中较重要的有滦河河谷、桑干河（永定河）河谷、河套两端的南北向黄河谷地等。

说到这里，前述那些令人费解的问题恐怕就不难理解了。

沿河谷通道南下：在到达中国北方以后，西亚文化向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传播方向就不再是由西向东，而变成了由北向南，通过各条平行的南北通道进行着。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今天的京承高速所经过的路线、大同-集宁线、呼和浩特-榆林线、沿河套进入宁夏河谷的西线以及通过甘肃的北山山系进入几大绿洲的路线。这些路线在实际行进中又会发生各种具体情况，对早期人类来说，沿着河谷走是一条不错的旅行选择，图为流经山西省大同市大同县的册田水库段的桑干河，这里是很低缓的黄土区域，几千年来，路过这里的文化交流数之不尽。摄影／孙靖国

秦国的小麦与韩国的小麦

我们在讲述郑国渠的故事时提到，对于小麦的生长特性和种植技术，来自西部陇东地区的秦国人比中原地区的韩国人更熟悉。但考古资料却显示小麦是先传播到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这该如何解释？

欧亚草原通道虽然是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线，但不能排除其他线路的存在，其中有一条就是河西走廊绿洲通道，即丝绸之路：由西亚通过中亚，跨越新疆北部，穿过河西走廊，进入陇东地区和关中平原。史书记载，秦在西周时期是偏居在陇东地区的一个小国，近期大量的考古发现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秦国人熟知的小麦与韩国人了解的小麦可能来自不同的传播路线。

这又有何不同呢？这说明，韩国的小麦必须经过北方文化区的传递，而秦国的小麦有可能是人群迁徙直接带入的。

北方文化区是一个强势的文化群体。在古代文化交流过程中，强势的文化群体不仅是“媒介”，也是“屏障”。说它是媒介，是就文化因素的传递而言，而说它是屏障，则因为它能屏蔽大规模的人群移动。所以，通过强势的文化群体中转的文化因素，是间接的交流，类似于邮递式的“物流”。被“物流”式相互传播的文化因素可以是物品（商品），也可以是技术，但不包括文化习俗。

饮食习惯属于文化习俗，小麦的食用方法与古代中国传统农作物品种完全不同。在小麦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古代先民已经耕种和食用小米和稻谷数千年了，不论北方的小米还是南方的稻谷，食用方法都是粒食。但外来的小麦是面食。

不难想像，如果将小麦粒如同稻米一样蒸饭或煮粥，味道一定不好吃，而且难以咀嚼，还不好消化，但这恰恰就是古代中国先民食用小麦的方法。数千年来养成的“粒食”这种文化传统很难因为小麦的传入而改变，顶多做一些改良，如将难以煮熟的小麦粒舂碾成小碎粒，称之为“麦屑”，然后再蒸煮成“麦饭”或“麦粥”。这种食用方法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以至于在许多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小麦都是被当做一种下等人食用的劣等谷物，即“麦饭豆羹皆野人农夫之食耳”（颜师古注《急就篇》）。上等人若食用麦饭会被认为廉洁朴素的表现，甚至是为了守孝而“自残”的举止。

秦国祖先居住在陇东地区，这里的小麦可能是通过河西走廊绿洲通道传入的。

与欧亚草原通道相比，河西走廊绿洲通道的自然条件较差。河西走廊是由山地、绿洲和荒漠组成的复合生态环境，虽然武威、张掖和酒泉三大绿洲水草丰美，土沃物繁，但绿洲之间却是一望无际的戈壁荒漠，飞沙走石，寸草不生。

托小麦的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话用来评说郑国渠的故事非常合适。久居中原的韩国人不了解来自西方的小麦，秦国借助他们的馊主意，将计就计，郑国渠建成之日，也是秦力量大涨之时。于是秦大举发动了统一天下的战争。今天的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为了纪念秦的崛起，竖立了“秦统一”雕塑，只是少有人知道，在这决定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里，还应该为小麦这个西方来客书写一笔。摄影／夏居宪

但正因为自然条件恶劣，河西走廊上虽然曾零星地分布着一些考古学文化，如四坝文化、沙井文化、膳马文化等，但都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强势文化群体。所以，通过河西走廊绿洲通道进行的古代文化交流有可能包括人群的迁徙。伴随着人群的由西向东，小麦也走进了秦国，而这种“人物同步”的文化交流所传播的就不仅仅是物品和技术，同时也包括文化习俗，例如饮食习惯。所以，长期居住在陇东地区的秦国人可能对小麦的了解更深更透彻，我们猜测，秦国人也许早就学会了比粒食更美味可口的烹制小麦的方法，那很可能就是面食。这也终于解答了前述的谜题，韩国人忽悠秦国人修建郑国渠，却不料帮助熟悉小麦的秦国成就了统一天下的大事。中国历史的进程，就因为小麦这个外来客而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