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山抄纸岩岩画局部 龙里县巫山抄纸岩是一东西长约150米、高略30米的一壁石崖，岩画就像一巨幅手卷悬挂于岩壁之上。画幅中，人、马、牛数量众多。画中的人形有许多是头戴羽饰的；在贵州其他地方的岩画不见的动物的形象，如牛、麋鹿、水鹿等，在此均可见到。此外岩画中还有如汉字“山”、“天”、“大王”、“日”样的符号，是贵州古岩画中除“红岩碑”以外的特例。

从一所小学发展到百余所学校，从一个小村落辐射到黔西北、滇东北、川南方圆七八百华里的地区，一股不可低估的文化力量和社会力量在苗区鼓动、蔓延。此时，苗区乡村教育运动不断扩展的主体已由传教士转变为当地的少数民族。

黎平县肇兴乡堂安村的侗族人可能是世界上最渴望土地的农民。他们在喀斯特山地上就地取材，不惜汗水，垒石而后填土，历经数百年，锲而不舍，终于修筑成了此图中这一弯弯能解决温饱的梯田。摄影/李贵云

银饰与刺绣的结合是苗族服饰的特点。苗绣不仅手法多样，如平绣、锁绣、辫绣，而且布满整件服装，细心看的话，只见头巾、衣领、袖腰、袖口、衣肩、衣背、衣摆、腰带、围腰、裙子、裹腿布巾、鞋子及围兜等都有刺绣装饰。摄影/徐键

药师吴乃根凌晨4点钟就上山了，这是她刚刚从山上采集来的草药。摄影/卢现艺

柏格理和高志华的墓地 1915年，传染性极强的伤寒病席卷石门坎，柏格理因护理患病的学生及村民受到传染，他把药品留给村民，自己以身殉职。葬礼那一天，上千苗胞为他送行，并为他捐资修建坟墓。墓地坐落在一座小山坡上，可以俯视石门坎。与柏格理终年相伴的高志华是12个在石门坎传教的牧师中时间最长的一个。柏格理等一批传教士的人格魅力和献身精神产生了巨大社会感召力，引发了川滇黔苗族、彝族和汉族大规模皈依基督教现象。

高坡的甲定洞葬规模较小，但保存完好。村民王他母（苗族）在栗木山上砍柴，远远看见我们进了甲定洞，急忙赶来。她说，这一片山林是她家承包的，如果想进洞，每人得交两块钱。摄影/高冰

兀立于黔东溶丘之上的梵净山不是贵州最高的山，却是最有名的一座。它古名“三山谷”，有3座主峰、9条支脉以及无数深陷的峡谷，气势磅礴，景色绝佳。摄影/李贵云

由于对银饰的大量需求，从清末开始出现的苗族制银业非常兴旺。仅黔东南地区，以家庭为作坊的银匠户便成百上千。他们多为父子组合，也有夫妻组合，或定点或游走四方。摄影/曾宪阳

柏格理和苗族同胞 柏格理在石门坎的生活全盘“苗化”。他经常穿着苗民的粗麻布衣和草鞋，一口地道的苗话，不骑马，不坐轿。路遇苗民，就像遇到长者一样谦让。苗民视他为最可信赖的人，称他为“拉蒙”（苗王）。在民间流传的《苗族救星》一书中，他被视为花苗的民族英雄。

官岭牛角井岩画 在关岭县板贵乡牛角井的一个黎族村寨附近，一些岩石上有十多个清晰醒目、奇特怪异的岩画形象。这些图像非常奇特，只有4个图像可称为人，其中3个有五官，另一个可据而推之。其余图像则似虫非虫，似兽非兽，还有的似字非字，似符非符。与其他地方的岩画不同的是，它们是用树枝之类的“工具”单线描绘的，线条很生硬。而且这些图像均分散独立，既难以发现彼此之间的联系，又好像与社会生活没什么关联，让人颇为费解。

关岭有大量保存完好的海百合化石。让人惊奇的是，海百合不是植物，而是一种棘皮动物。即使成了化石，它依然像百合花一样美丽。 摄影/李贵云

苗族服饰中，最华丽的要数台江施洞女子的盛装，刺绣精致，银饰众多。漂亮的银冠，如银蝶飞舞。脖颈上，数个链式银项圈和片式项圈同时戴上，她们是苗族中佩戴银饰最多的一支。摄影/高冰

传教士柏格理（1864—1915） 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西南教区牧师，22岁来到中国，在西南传教近三十载。他一生充满传奇，富于献身精神和英雄气质。他身兼牧师、教师和医师多重职责,在石门坎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如创制苗文、传教、办学、传播西医科学知识等，使地处边缘、贫穷落后的石门坎很快成为黔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个文化圣地。

“牧马图” 傅家院是长顺县威远乡的一个村寨，岩画就在离寨子不远的两座山崖上，一处叫红崖洞，一处叫白崖洞。红崖洞岩画保存完好，除因风雨侵蚀引起的部分画面颜色变淡及岩石风化使画面剥 蚀外，很少见人为的损坏。整个岩画面积有140平方米左右，可辨图像有200多个，有人形、飞鸟、田畴、马匹、野兽、狗、符号等。此幅画表现的是牧马情景。

把一条两三米长的鱼龙化石从“鼓包”里修理出来，显露真迹，一般至少得大半年时间。“这块混鱼龙头还好，我修了一个月模样就出来了。”张小姐说。 摄影/关海彤

芦笙王杨昌凡正在家中制作芦笙。附近十里村寨的村民都来找他做芦笙。摄影师卢现艺曾花500元钱买了四支一套的芦笙。摄影/卢现艺

石门乡荣和村教堂中的苗族信徒 照片中的两位苗族妇女是亲戚关系。左面的韩玉琴是信教的骨干。在村中教堂兴建前，教民都聚集到她家里做礼拜。

“法师击鼓图” 在傅家院红崖洞岩画中心部位有一组色彩鲜明的图像：右边有一圆，圆中有八条放射状线发于红色圆心；左边有一人形，双手分举与肩平，一横线如棒举于手上。有的专家认为圆形的图案是铜鼓，人形是在举棒击鼓，因而定之为“法师击鼓图”。

1982年。曾宪阳背着相机跑遍了贵州的少数民族地区，凯里舟溪苗寨的村民为他们极少见到的省里来的客人摆上迎宾席，敬献迎宾酒。

另一个在一座小山上，被他自嘲为阳明洞，后人在其石壁上题满了留言。据说王阳明在前者“悟道”，在后者开始“传道”。

北京大学地质博物馆年轻的张小姐已经是修理化石的高手。她一边工作一边告诉我们，修理化石，最重要的就是要坐得住。摄影/关海彤

农历11月25日是芭沙苗寨一年中最大的节日——芦笙节。这一天男人们身着最正式的服装，面朝东方的太阳，集体吹着芦笙，在宏大的音乐中，倒走50米到神圣的芦笙堂祭祖。而在另一些苗寨，如兴华乡的摆贝，他们一年中最大的节日则是以杀牛方式来祭祖的牯葬节。摄影/卢现艺

2004年，准备拍摄婚纱照的年轻人。摄影/高冰

近500年前，一个普通的官吏被贬到贵阳偏远的群山之中，但三年后当他离开时，却是一位影响中国历史的思想家了

在关岭发掘的多板砾甲鱼龙。它属于木盾齿龙类，外形像海龟。木盾齿龙游泳本领不高，但捕食自有绝招：首先，用自己巨大扁平的腭骨齿、下颌骨齿将菊石等猎物的外壳碾得粉碎，然后慢慢享用它们鲜嫩的躯体。 选自汪啸风2002年《关岭生物群》

空申姑娘结婚时常常要穿上她们自制的这种漂亮短裙：30层厚，但仅有9寸长的百褶裙。摄影/曾宪阳

1978年，陕西路，当时人们衣着深蓝色咔叽布，脚穿布鞋就是很时尚了。

490年前，王阳明被发配到贵阳附近的修文县后住过二个山洞，一个在地下，被他自嘲为“王易窝”，因为他曾四个月在这里埋头玩味《易经》。

菊石是海洋中一种最完善、最高级的无脊椎动物。关岭动物群中的菊石化石十分丰富，且保存相当完整，其壳面装饰纹样清晰可见。选自汪啸风2002年《关岭生物群》

在空申茅人节的这一天，一些青年男女来到插满“茅人”的茅人坡，与他们从前的情人对歌相会。摄影/高 冰

2000年。从山乡搜集来的传统服饰，要经过整理、整修、拍摄、分类、编号、记录等过程，最后入库。曾宪阳说收藏是一种缘分，他开始苗绣收藏的时候纯属一种美学欣赏，而今二十多年过去了，他在不经意间，竟积攒了一批苗绣精华。供图/曾宪阳

王学核心之一是“知行合一”，蒋介石当年很喜欢这句话，于是后人把蒋介石这四个字迹刻在了修文阳明洞的一块石头上。

在北京大学地质博物馆里，一条产自贵州关岭的4米多长的鱼龙俨然是镇馆之宝。它珍藏于厚厚的玻璃罩中，但馆员为本刊摄影师打开了玻璃罩、并细细清扫，以便拍摄。 摄影/关海彤

端节这一天，八蒙水寨的村民们跳起激烈的斗牛舞来代替真正的斗牛。摄影/卢现艺

2004年，中华中路。摄影/高冰

一些全国各地的王学迷们来到距修文县城二十公里外的蒋庆庄园。三年前，在大学任教的蒋庆（图片中间）从深圳来到王阳明悟道之地修文，建了一个巨大的庄园，这里如幽静的山谷与世隔绝。蒋庆把王阳明的塑像摆放在庄园的中厅里，塑像的右侧是15位500年来最重要的王学代表人物的木牌。如今蒋庆庄园似乎已成为当今的王学圣地。

一块在盘县出土、被当地农民修理过的混鱼龙化石，刚刚被北京大学地质博物馆收购回来。混鱼龙头长，脖子短，身体像现在的海豚。它是鱼龙家族中身材最矮小的一支，一般不到一米，最长的也只有两米多。 摄影/关海彤

水字是水族独有的文字，共有1400多个文字。《水书》相当于汉族的《易经》，记载了水族古代天文、地理、宗教、伦理、美学、法学等文化信息，被普遍用于民间节日、农事节令、占卜吉凶等民俗活动中。摄影/卢现艺

惠水的打铁苗（

这块有3条胡氏贵州龙的化石保存完好，栩栩如生地留下了贵州龙的外形特征：身材娇小，脖子细长而弯曲，牙齿尖利，四肢强壮。摄影/李贵云

在都柳江上，两艘渔船正行驶在榕江县八开乡寨比村附近。摄影/高冰

2004年,百货大楼。摄影/高冰

贵州省重安江的黑苗

三叠纪的贵州海底世界，神秘而喧嚣：千姿百态的海百合到处“盛开”，体态臃肿的木盾齿龙苦练着游泳技艺，海龙在岸边嬉戏玩耍、引吭高歌，鱼龙则在整个海域横冲直撞。绘图/涂悦

都柳江流域民族村寨分布图

1971年，中华中路

鸟居龙藏来到贵州时，仅仅是照相机和感光玻璃干板的底片，就得雇一个挑夫，共计拍摄了400多张照片。仅云南和贵州的苗族照片就有173张，其中绝大部分是贵州的。安顺的花苗

两条仿佛生死相随的兴义亚洲鳞齿鱼。它们和兴义贵州龙生活在同一时代。识别它们的一个主要依据是其完美的纺锤形躯体。摄影/关海彤

一位水族妇人正在给她的菜地浇水，这个叫拉里的水族村寨距离月亮山主峰约15公里。摄影/高 冰

夜色中的贵州“24拐” 摄影/李贵云

1984年，百货大楼

贵州青溪铁厂生产的“天字一号铁”摄影/卢现艺

解放前这里矗立着铜像台。摄影/丁艺

青岩镇的花苗

2004年8月，北京大学地质系在贵州盘县新民乡的羊槛村，主持了盘县动物群化石的首次正式科学发掘。当地村民积极配合，帮忙放炮、起石、清土。摄影/关海彤

一字格铜剑 安龙龙广出土。T形茎首，造型大方，纹饰精细，颇有不凡的“王者气度”。

青岩最早的一座天主教堂 摄影/李贵云

70年代

鸟居龙藏非常喜欢芦笙，因为他认为探究芦笙的奥秘可以了解到苗族与汉族的关系以及与中南半岛上的民族关系。这是他在青岩镇采集的芦笙。（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藏）

摄影/李雪梅

60年代

1902年10月7日，鸟居在镇远县城中元洞前拍下了这座七孔形的大石桥——祝圣桥。桥长135米，宽8.5米，高17米，史称“状元桥”，相传在清康熙皇帝60寿辰时改称“祝圣桥”。

在羊槛村，一位村民接受了本刊摄影师的拍摄请求，小心翼翼地搬出了他早年发掘到的一块长约2米的“大贵州龙”(幻龙类)化石。摄影/关海彤

铜戈 威宁中水出土。无胡而援身宽大，戈内上铸造的饕餮纹看似一个牛头，风格独特。贵州西部出土的许多兵器，其造型和图案不曾见于中原、巴蜀及其他地区，但在云南宣威、曲靖等地却发现过类似的器物。这也不难理解，因为滇东曾属古夜郎的范围，文化的一致性恰好说明了夜郎人的独创。

在都柳江上的一艘船上，一些巨洞村寨里的青年男女在为游客演唱极为悠美的侗族大歌。她们低沉而悠扬的歌声穿越、回荡在江面上，可以久久不去。摄影/李雪梅

2002年,贵阳最繁华的商业中心

一个世纪前，鸟居龙藏就是通过对泰雅人的调查后，而延展到了贵州苗族研究。图为台湾省高山族泰雅人文面的妇女。

铜铃“大家族” 从威宁、六盘水到黔西南出土了众多的铜铃，尤以管形耳铜铃最具特点。铜铃形态、体量多有差异，反映出其使用面广并深受欢迎。

在岜沙，两位少女要搭我们的汽车离开她们的村寨，也许是想长久地离开那里。那天我们带她们下到了从江县城的集市上。摄影/朱 彤

2004年，贵阳。摄影/李贵云

1903年4月，鸟居龙藏的同事伊东忠太也旅行到安平县，当他看到被称为“凤头苗”的当地妇女的奇特装扮时，随即取出笔墨，画了两张肖像画。其装束样式，与今云南昆明郊区中老年妇女的穿着非常相似。

在贵州关岭县，几位科研人员正在尽力拼接一块保存较为完整的鱼龙化石。关岭的鱼龙体形庞大，在三叠纪的贵州属于“统治” 阶层。 摄影/李贵云

铜钺 普安铜鼓山遗址出土。铜钺是黔西南地区夜郎时期的一种重要兵器，钺上的符号仅见于此地区，很可能是一种特殊象征的标志。

雾气，彩虹，落九天的“银河”，驰名中外的黄果树大瀑布气势壮观、恢弘，有一种让人不得不屏住呼吸的美。摄影/田捷砚

产自贵州兴义顶效镇绿荫村的胡氏贵州龙身长一般只有几十厘米，体形纤弱。难以想象的是，当年它们遭遇了怎样的灭顶之灾，使这7条好像在一起聚会的贵州龙，忽然失去了鲜活的生命。 摄影/关海彤

套头铜釜 274号墓套头铜釜口沿两侧各站立一只威风凛凛的铜虎，昂首扬尾，呲牙长啸，张扬的造型分明是要显示其主人至高的权力和神力。

2002年11月28日岜沙秋千节这一天，岜沙的枪手们集中在村寨门口，他们向天鸣枪以表示对进寨客人的欢迎。如同西藏人身上可以佩戴腰刀，岜沙男人们也被允许随身持枪。摄影/李贵云

北盘江一江红水奔腾呼啸，旖旎地穿梭在两岸高耸绵延的悬崖之间。贵州的山与水在这里澎湃多姿地交响。摄影/关海彤

从汉口出发，一路上鸟居龙藏还都是西装打扮，可是一到辰州立即换上清服。图为鸟居（右一）和翻译王氏在沅江畔留影，其余为他所乘的“麻阳船”上的船工。

龙永图

铜钺石范 普安铜鼓山遗址中出土有数十件铸造铜器的范和模。这件范上的符号与铜钺实物上的符号完全吻合。

在摄影师的帮助下，枪手滚元亮来到省城贵阳，在经历几天的“现代文明”后，滚元亮坐在长途汽车候车室里，准备回家。摄影/卢现艺

在被称为“岩溶瀑布博物馆”的黄果树瀑布群内，许多条小溪流被摄影师戏称为“落叶瀑布”。

远在秦汉同意中国前，贵州就有通向云南的羊肠干道，后经历代修建，使贵州成为控扼云南进出的战略要地，湘、黔、滇驿道就成为举足轻重的“一线道”。图为贵州平溪（玉屏）驿道及牌坊。

张 晓 松 贵州省教育学院教授

夜郎失陷 曾经雄踞西南几百年的夜郎国，随着郡的建立，地位骤然降落。它不再是这个部落联盟的盟主，而是郡守治下的一个小邦。历史的悲剧终于上演。公元前27年，因夜郎与句町、漏卧相互攻伐 ，太守陈立“持节和解”，夜郎王兴不服，“迫胁二十二邑反叛”。大军压境，诸小邑临阵倒戈，夜郎王被杀，王都随之陷落。夜郎古国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李啸非 绘)

古州榕江和从江是沿都柳江流域两个最主要的县城，榕江城规范，而从江城人气旺盛，图为一个周末的集市，在从江县政府门前的一条主要大街上的情景。摄影/朱 彤

鸟居龙藏（1870——1953），出生于日本德岛县，自诩为“在野的民间学者”。而他的故乡人却封他为“人类学泰斗”。（鸟居博士显彰会提供）

苏东海 《中国博物馆》原主编、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中挪合作贵州项目领导小组组长

赫章可乐武士墓 武士的尸骨已基本无存，但庄重豪华的装饰却静默了然。他耳边的玉造型别致，是一件来自远方的精美饰品。这是引为骄傲的战利品，还是无比珍贵的礼物？如此与两千多年前的古人直面对话，内心的震撼可想而知。

六百年来，超出许多人想象力的木材量都是通过都柳江的放排，流向了内地。这些木材给当地人换回了包括做银饰的银。这是2002年冬季都柳江上放排的一个场景。摄影/高 冰

提着竹篓捉鱼的妇女使这里的大山有了灵气，大河有了无限的生机。摄影/Gianni Baldizzone

“神爱世人” 这是石门乡荣和村教堂中一位苗族妇女为自己绣的背包上的字迹。她手里拿着云南省基督教协会1983年出版的苗汉对照《颂主圣歌》。一般参加教会活动的人都会唱赞美诗。她们的歌声是一种特殊语言，一种健康的文化形式。信教，已成为贫困村民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熊 宗 仁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鲵鱼形铜带钩 威宁中水出土，仿生性极强，这必定是创作者十分偏爱的物种，同时也表现出当地居民与大自然的融洽和友善。

摄影/卢现艺

在贵州的千山万水中，挑着筐踩着窄窄的石板桥过江的放牛娃。摄影/刘自滇

参观新加坡航空公司的飞行训练中心时，我也学了一回开飞机。

夜郎时期的墓地 在赫章可乐发现的夜郎时期的密集墓坑让考古人员大吃一惊：墓坑密密匝匝、叠压打破，贵州其他地区早期墓葬可没有这种情况。它至少说明当时这里人口相当稠密。

摄影/卢现艺

从飞机上俯瞰乌江上游东风河水库，汹涌奔腾的乌江在这里已然是“高峡出平湖”。摄影/田捷砚

柳树村的麻风病患者 石门乡柳树村是个小村寨，1920年前后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麻风病院，给饱受摧残的麻风病患者以人道主义关怀。今年75岁的杨光明，一直生活在这里，他曾是这个村里的赤脚医生 。他手里举着的这本厚厚的圣经，陪他走过了大半人生。年事已高，杨光明现在很少去教堂了，但传教士带来的《圣经》，将会一直陪伴着他。

尹杰在遵义绥阳县的双河溶洞群尝试探洞。身后的摄影师关海彤闪光灯喀嚓一闪，留下了这张照片。“当时，我们陷入了那种纯粹的黑暗中，往返200多米，25分钟的探洞经历，让我深切地体会到了喀斯特溶洞的神秘以及黑暗带给人心灵的压力。我想我不会忘记这25分钟。”

“干栏”式陶屋模型 赫章可乐出土。可乐出土的陶器不光造型特殊，而且手感轻，这是因为在制陶原料中加入了植物烧成的炭灰，称为夹炭陶。古籍中将南方少数民族中底层架空的房屋称为“干栏”。这件“干栏”底层安有脚踏长碓，可舂粮食；上层立柱置有典型的汉式斗拱。这是中原汉式建筑与西南少数民族建筑相结合的民居典范。

摄影/卢现艺

南盘江支流之一马岭河的峡谷，不仅拥有“地球上最美丽的伤疤”——钙华瀑布，更以能在同一角度看到连续数十条瀑布而闻名。

一个苗族教徒的葬礼 2004年8月12日中午，苏科寨的教民聚在一起参加一位苗族教徒的葬礼。按照基督教的传统，教民们会在木棺前为死去的信徒祷告、唱赞美诗。宗教礼节已深入到这个苗寨的许多方面。

朱彤在镇远采访途中。”我两次深入贵州，感觉黔人并不如外界所言的‘夜郎自大’和‘黔驴技穷’，他们只是守着自己上千年来自然缓慢的生活，不喜欢过多的变化而已。但现在他们也受到外界评价的影响，变得不知所措甚至有些自卑。我觉得我们应当更多地尊重贵州人自己的价值观。”

“套头葬”墓 在众多墓葬中，套头使用的器物除一例是铜鼓外，多数是鼓形铜釜。铜釜等器物都套在死者的头顶，就像帽子一样。有的墓在套头的同时，足部也套一件铜釜或铁釜，此墓则是足部垫一件铜洗。不同形式的“套头葬”，或许是现实生活中原始宗教多种信仰形式的反映。

摄影/卢现艺

在贵州的桫椤保护区内，从密林中奔涌而出的瀑布有如天使的长发一般从峡谷内壁上垂挂下来。

吴善宇 石门乡年丰村一位很有学识的老人家，年逾七旬，爽快健谈，言必高声，出口成章。他对百年石门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还有一个爱好就是戴各式新颖的帽子。

鼓楼是侗家人聚集的场所和欢乐的歌。每逢“侗年”、“春节”、“吃新节”等节日期间，侗人就要围绕在鼓楼的边上举行唱歌比赛。2003年11月，1200多名侗族青年聚集在从江县小黄村的鼓楼前演唱侗族大歌。整个寨子，琵琶铮铮，歌声悠场。 摄影/高冰

每一窝“石旮旯土”，在山地上的贵州人眼里都是财富。他们会小心翼翼地种上一株玉米或是两株红薯，然后祈祷风调雨顺、收获丰硕。 摄影/高冰

苏科寨教堂长老的女儿 苏科寨教堂长老陶进国（上图前排右数第３人）今年55岁，是石门乡惟一有国家认可凭证的神职人员。在他拥有的一本贵州省基督教协会于1989年制发的《教牧证》上，职称一 栏写着“长老”；传教范围一栏写着“苏科寨教堂”。她的女儿陶庆兰今年16岁。为了攒够上初中的学费，她经常去附近的小煤窑打工。上学读书是石门人最大的期望。

图片编辑吴敬在绥阳采访。“我的任务当然是去找图片，去之前心里挺没底的，但是在那里的二十多天，我寻访到了贵州最优秀的一批摄影师，看了数万张照片，这些融入了贵州人情感的图片很有分量地支撑住了我们的专辑。”

刻画符号陶器 威宁中水出土。符号都刻在陶器显眼部位，显然是为了让它起到明确的昭示作用。

７月刚被洪水冲垮的黎平县地坪寨的风雨桥，是贵州侗族风雨桥建筑的代表。桥建于１８９４年，桥长50.６米，宽4.５米，高距正常水位10.７5米。桥为木质结构，由每排四根柱子穿枋成排，再用穿枋将各排串联成一体，形成长廊式。桥上三座桥楼突出，远远望去，形如鼓楼。摄影/李霞

琅琅的读书声，渴求知识的眼睛——在紫云县中洞，一所条件简陋的洞中小学正在授课中。这，总算免除了部分孩子求学路上艰难的长途跋涉。 摄影/李贵云

少女妈妈 百年前，大花苗中广泛存在酗酒、迷信、早婚等陋习。柏格理等传教士为改变这些状况而做了大量努力。然而百年后的今天，许多陋习又卷土重来。15岁的少女吴献美已经是一个半岁孩子的妈妈了。作为教徒，她每周都要步行两个多小时背着孩子赶到石门乡荣和村教堂参加礼拜活动。活动间隙，她要亲自给孩子喂奶。可以看出，当地人对早婚现象熟视无睹。

摄影师关海彤在石门坎“扎”了两周。“我住在当地条件最好的一家旅馆，每晚5元，我觉得这里似乎停滞了，房间、火塘、食物等生活方式，都与当年传教士在书中描写一样。几乎没有什么摄影师来过石门坎，我见到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羞涩地希望我给他或她拍张照片，我现在正给他们邮寄呢。”

汉代郡示意图 古文献把云南、贵州及川西的少数民族统称为“西南夷”，川西谓“西夷”，云贵为“南夷”。在数十个部落之中，夜郎和滇力量最为强大。《史记》载：“平南夷置郡。”汉代郡在巴蜀以南、滇以东、南越之北、武陵郡之西，其范围大体是夜郎的故土。

对于没有文字的侗族来说，鼓楼就是他们的文化体现。这不仅表现在鼓楼的建制上，而且表现在鼓楼的彩绘上。图中为从江占里的鼓楼，为6柱11层，只有20多年的历史，从每一层的屋檐上所绘的内容可以看到，对于当时这些居住在大山里没有公路的人们来说，便捷的交通生活就是他们的渴望。 摄影/卢现艺

有一张世界闻名的老照片——抗战期间，长长的美军GMC车队，沿着一条呈现无数“S”状的狭陡公路，向当时的陪都重庆运送物资。很多人都认为照片中的24拐公路在云南。但到2002年，研究滇西抗战史的云南人戈叔亚通过考证发现，它不在云南，而在距离贵阳200百多公里的贵州晴隆。 摄影/李贵云

信仰的力量 谢正书，白族人，笃信基督教，现为苏科寨教堂教会组长。她以前在毕节畜牧兽医站工作，退休后来到石门乡，花6000元人民币将一个小卖部买下改作教堂。她的丈夫是汉族，毕业于柏格理创办的光华小学，因为是党员，不信教，但这丝毫不能减弱谢正书对宗教所投入的热情。

李雪梅采访石门乡办公室主任张国辉。“我的采访对象一家三代都与石门坎有不解之缘。他的爷爷张崇武教过传教士柏格理苗语，他的父亲是柏格理的学生，而他本人自1993年就出任现职，应接不断往来的探秘者。有了这种特殊的关系，石门坎百年兴衰的传说与故事，早已盈满心中。

铜马车 出土于贵州兴义万屯汉墓。西汉初年，为了联合夜郎攻打南越，唐蒙奏请“发巴蜀卒治道，自道（今四川宜宾）指江。”数万人历经十几年，终于开辟了进入夜郎的“南夷道”。南夷道从道开 始，经过黔西北而达江。历史上所说的江很可能就是北盘江，因为只有珠江水系的河流才能到达当时地属南越的广州。此铜马车便是汉代开发西南夷、南夷道“指江”的一个证据。

“天下名山何其多，唯有此处成峰林”,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曾两次考察兴义万峰林，并赋诗称颂。更绝的是,在如此典型的锥状喀斯特四周,围绕着平坦而美丽的坝子。 摄影/李贵云

苏科寨教堂 石门乡第一个经过政府宗教部门批准的宗教活动场所，政府拨款2500元于1988年建成。教堂原主持是杨华强牧师，现由陶进国长老和吴宗全传道主持教堂教务。现教堂信教群众有二百多人，有苗族、彝族和汉族。信教村民每周日下午、周三晚聚会，活动内容是唱诗、教读圣经及传授宗教知识，同时也教授苗文。图中为教民传道的吴宗全曾是年丰村副村长。去教堂已是石门乡苗民生活的一种重要方式。孩子们自小就随父母出入教堂，他们的父母在这里得到心灵的慰藉，困倦的孩童则在圣歌的陪伴中，安然入睡。

绿色江河的志愿者在青藏公路上为藏羚羊拦车让道

赫章可乐地貌 群山拱卫的可乐坝子是一片并不富裕的土地，却掩藏着密集的夜郎时期考古遗存。是生态环境使然，还是地理位置使然？让人颇为费解。

其中楼的内部楼壁及天花板上绘有精美图画，表现侗族妇女纺纱、织布、刺绣、踩歌堂以及斗牛等生活情景。 摄影/李 霞

贵州多洞穴，洞穴多壮观。在六盘水市区附近的阿勒河岸边，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大硝洞，亦气势恢宏，让人类自觉渺小。 摄影/关海彤

收获洋芋 由于石门坎地处高寒，土地贫瘠，收成有限，俗话“种一坡，收一锅”，以致许多人死于饥馑。1906年，传教士张道惠的夫人为苗民带来土豆的种子。土豆比其他农作物成熟早，可使人们免 受饥饿之苦。而在此之前，当地人的主要食物是苞谷。当时收土豆的方式很特别，先把土豆棵连根拔起，摘掉大土豆，然后再用土将土豆棵埋好，让小土豆长得足够大再收获。一直到今天，土豆仍然是石门坎周边百姓最主要的食物。

侗族、苗族和水族的村寨看起来颇为相似，用于建房的木料很快就会变成灰黑色，如果不是火灾，这些房子的寿命可在百年以上。在从江县，一个名叫大歹的苗寨建在了都柳江畔的一座高高的山上。摄影/卢现艺

在法国人的眼中，贵州是探洞者的天堂。“我们已经来贵州探洞七八次，每次都会待一个月以上。明年还会来的。”此图作者、法国著名洞穴探险家让·皮埃尔·巴赫巴瑞（Jean Pierre Barbary ）说。

20世纪40年代云贵川三省边区教会学校分布示意图 一片荒地，几度经营，石门坎终于成为川滇黔三省边区的人才中心。近40年的发展，石门学校培养了4000多名小学生，数百名高初中及中专生，送出 去30多名大学生，4位硕士和博士。其中本乡本土的医学博士吴性纯（图中的相片）和张超伦，最令石门人骄傲，吴医生是苗族历史上第一位博士。

在从江县的银潭寨，一群兴奋的侗族青年正在一栋房子里准备聚会，他们中有穿牛仔裤的男孩和手拿相机的女孩，这一天是他们一年里众多节日中的一个。摄影/朱 彤

贵州岩画分布示意图 贵州已发现了数十处岩画，主要有：丹寨县银子洞岩画，开阳县“画马岩”岩画，龙里县巫山岩画群和“写字岩”岩画，息烽县大塘口岩画，长顺县傅家院红涯洞、白涯洞岩画群，紫云县打鼓洞岩画，安顺市“画马岩”岩画，册亨县郭家洞岩画，贞丰县“七马图”岩画，镇宁县纪乐村岩画，关岭县“马马岩”岩画和牛角井岩画，安龙县七星洞岩画，六枝特区桃花洞岩画，以及兴义市的猫猫洞岩画等。

1.栅子门 2.刺围 3.引水渡槽 4.水井 5.游泳池 6.公厕 7.初中食堂 8.初中宿舍 9.石门中学大楼 (原光华小学高小部) 10.公用猪厩 11.养鸡场 12.马厩 13.六砖房——牧师、教师住房 14.原高小生住房 15.灵修室 16.教师住房 17.教师住房(1948年后用作礼拜堂) 18.女校(初小)教室 19.教师住房 20.女生住房 21.教师住房 22.女生食堂 23.大礼拜堂 (1948年后地震倒塌) 24.长房子——教师、牧师住房 25.教师住房 26.教师住房 27.光华小学初小部 28.教师住房 29.邮政代办所 30.医生及护士住房 31.学生食堂 32.学生、教师住房群 33.区党部 34.推广部 (原为平民医院，后为纺织厂、农业试验场) 35.石房子——牧师、教师住房 36.奶牛厩 37.柏格理、高志华牧师墓 38.刺围栅门 39.麻风病院建筑群 40.麻风病院医生护士及管理人员住房 41.孤儿院 42.石台阶路 43.铁匠房 44.砖瓦窑 鼎盛时期石门坎建筑布局示意图 1910年循道公会西南教区苗疆教育委员会在此成立，石门坎从此成为基督教循道公会在西南地区传教、办学和推动乡村建设的大本营。教堂、小学、中学、游泳池、 运动场、孤儿院、供水设施、药房、宿舍、礼堂、游泳池、运动场，大小建筑40余幢先后建起。石门坎成为领导一个庞大教育体系的总部，其影响的范围和文化版图日益扩大。此为20世纪40年代石门坎的盛景。

穿着解放鞋、背着重负的苗民顺着公路步行去赶集。他们说，修了这条公路，“比以前好走多了”。摄影/高冰

雷山地区的苗族是贵州苗族各支系中服饰最为亮丽的一支，每逢过年过节，各村寨里的妇女们就盛装出场。这时身披重银的姑娘们已很难再戴上银角，只好由男人们一个个地为她们亲手戴上。摄影/高冰

一些占里女人和孩子在她们的房上观看一个只能由男人们参加的祭祖活动。在这个祭祖仪式中，人们还要传授祖上的一些训诫，其中包括：不能让这里的人口过多。摄影/高 冰

石门坎 原称狮子洞，因村口有一个天然的石门而改名。据说以前这里还修有栅子门，有专人值守。进村的道路狭窄，却曾是通往云南的交通要道，当年柏格理等传教士就是经此道由云南昭通而走进石门的。

供图/张寿越 制图/王岩

猫脑壳岩画共有画迹十多处，都画在离地面约1米左右的岩石上。

猫脑壳岩画 龙里县巫山岩画群是贵州目前已发现的面积最大、图像最多、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岩画群，由抄纸岩（也叫大岩脚）岩画、大砂田岩画、猫脑壳岩画三部分组成。在巫山大砂田之北千余米处有一座山头，上有一壁50米左右高的石崖，远看之如虎头。当地俗称老虎为“大猫”，故叫这座如虎头的山为“猫脑壳”。图为其中的“斗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