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村落
风水的“理想国”
摄影/黄友平
舶在新安江边的历史航船
从新安江下游的浙江建德市出发,溯江而上,驱车200公里,终于看到了这条并不宽阔的乡野山溪——地处安徽绩溪县的登源河。我感兴趣的不是它为什么被称为“徽州之源”,而是想知道,到底是一股什么力量,将紧依着它的龙川村筑成了一条船的模样。
800多年前的一天,一个老者路过绩溪县龙川村,在饥渴难耐时,村人胡念五打开家门,恭恭敬敬地款待了他。或许是答谢一饭之恩,或许是惊讶于龙川地势,老者登上了龙须山察看风水。罗盘的指针在山风中“哗哗”地转动着,渐渐地停顿下来,定格在村东南的登源河。他发现,登源河属于“来龙之水”,两岸山形有如十八只金龟上水,随着地势的步步趋缓,形成百川归拢之状,将脚底下的龙川村围于谷地中央。
摄影/龙海
但是,老者找出了龙川村风水的缺陷——坐向错误。他提出了大刀阔斧的改造方案——将龙川村改造成一艘船的形状,坐向扭转90度,由坐西朝东改为坐北朝南;龙川河向北移动百余米,将水口拓宽成喇叭形,在河口内造桥关锁,留住财气;打通五条南北走向巷道,直通龙川河边,隐喻“五子登科”;在龙峰山麓的木鱼形山坡上建“灵山庵”,以镇煞气,钟灵气……
胡念五将信将疑地打量着眼前这个山野村夫装扮的老者,老者微微一笑,报上了自己的姓名——赖文正。赖文正乃有着“地仙”之称的江西风水先生,胡念五早有耳闻,他赶紧拜谢,在其后的数百年,胡念五及后世不折不扣地执行着这一规划。
龙川村经过这一系列的改造,到明代终于形成规模。虔诚的胡氏族人为了钉住“船”,挑选了一户姓丁的人家入住村中,将丁姓祖坟葬在船头石笏山下,在胡氏宗祠左侧建丁氏宗祠。“丁”字形同船锚,有了份量的锚,即使在凶猛的风浪中也能确保航船安然停泊。锚多了船无法前行,诡异的是丁姓人家十六代以来一直是一脉单传,即使到了计划生育时代依旧如此。有了锚,还要有木桩,他们在胡氏宗祠前的龙川河岸栽下一棵榆树,用来维系这艘大船。
赖文正准确地预测到了龙川村此后的成就——名人辈出,人文荟萃,富甲江南。龙川村诞生了明代户部尚书胡富、兵部尚书胡宗宪、都御史巡抚辽东胡宗明、清代徽墨名家胡开文、前国家主席胡锦涛等人,龙川人将这一切荣耀都归结于风水。
今天的龙川村格局变化不大,山隐水迢,树影婆娑,油菜花填满了山野的空格。当我站在龙须山上,此刻,与赖文正的目光重叠,越过绵延的群山和纵横的阡陌,看到了两头尖、中间大的龙川村,数百幢鳞次栉比的民居如同一间间船舱,恢宏的马头墙如同林立的风帆,胡氏宗祠前竖立的根根旗杆如同桅杆,龙川恰如一条大船停靠在登源河岸,显得烂漫而安逸。可以说,这些格局都在刻意强调,这就是一艘船。
沿着新安江及婺江一路寻找,一座座船形村进入视野——西递村七哲祠和跑马楼象征船首的眺台,村中两棵大树如同桅杆,牌楼似扬帆;屏山村宛如一艘扬帆出海的航船,弯曲的吉阳溪就像一根缆绳将船系在了水口;庆源村将村落设计成双体船,周边群峰围出了一处平静的港湾。还有湖里村、浯村、双龙村、根溪村、思溪村、上晓起村、李坑村……船形村布局大同小异,局部设计别出心裁,村头植一棵笔直的乔木取意竹篙;村中心植一棵樟树取意桅杆;村头种植一排红豆杉,把它们想像成系缆绳的木桩……布局相当独特,河南岸村中和上坦均无井,源于江氏先人认为不能在船身上打洞,否则将会漏水沉船。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船形村落坐落在徽州的山水之间呢?
新安是徽州古称,徽州村落大都依新安江水系而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安江是徽州的符号。徽州山峭水湍,客观上,多数村落地处两山夹一沟的狭长地带,船形设计既是最合适也是最无奈的选择。在地少人多的徽州,徽人只得外出经商求生,他们对船有一份特殊的情感和寄托。新安江在崇山峻岭中打开了一道缺口,入浙后汇入钱塘江,满载山货、木材、茶叶、桐油、油漆等货物的商船,从新安江出发,船将他们与外面的世界维系在了一起,最终建立起了纵横天下的徽州商帮。
新安江东去尽头是大海。我忽然想起,对16世纪中国海洋格局最具影响力的就是两个徽州人——歙县的汪直和绩溪的胡宗宪。兵部尚书胡宗宪统率的舰队,绞杀了汪直缔造的世界上最庞大的海盗船队,那场大航海时代来临前的海权战争,至今在胡宗宪老家龙川村还可以寻找到印迹。在号称“徽州第一家”胡宗宪尚书府,拱形屋顶设计成船舱状,书房设计成战船形,“位协三公”的木牌坊上雕刻着翻滚的波涛与跳跃的鲤鱼。站在尚书府,如同屹立在战船上,似乎还可以听到400年前惊涛轰鸣。
当我们的目光跳到绩溪毗邻的泾县黄田村,那里停泊着一座占地4000多平方米的“洋船屋”。清道光年间,盐茶商朱一乔80岁的老母突发奇想,想见识一下上海的“洋火轮”。为了孝敬老母,朱氏父子按照轮船模样,一砖一瓦地垒砌出一件惊世骇俗的作品——西侧院墙砌成翘角船头,院墙中间造型似甲板,两层高的家塾如同驾驶室,中间和尾部院墙形同客舱,住宅和厅堂如大轮。有船必须要有码头和跳板,朱一乔在“敦睦堂”与轮船之间建了一座石板平桥,这艘装满孝道的船舶,悠然停靠在凤子河岸。
的确,若要以最具象征意义的象形布局来解读徽州村落,无疑只有船。这些依山傍水的村落,希望以航船的布局避免水患,希望以水为动力推动宗族的蓬勃发展。同时,这些带着“扬帆起航”、“一帆风顺”、“满载而归”吉祥寓意的船形村落,承载着家族心愿,为徽州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徽商刚走下航船的跳板,又跨上了故乡的航船,船成为藏在内心的风水图腾。随着公路运输的发展,新安江已经隐入沉寂,沿岸的埠头也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些船形村落失去了前行的动力,成了一艘停靠在历史长河中的航船。
摄影/吴若峰
是谁规划了风水徽州?
据说,整个徽州的地形形似一艘大船,朝向大海,船头是海拔1787米的天目山主峰清凉峰。徽州山水的褶皱间泊着无数的船形村,村落中又隐藏着一幢幢造型逼真的船形屋,徽州人对船有着天生的执爱,除了徽骆驼、徽州牛之外,船仿佛成了徽州隐性的象征。然而,在之后的寻访中,我却发现徽州的村落布局不仅仅是简单的“船”,“船”只是徽州风水形制中的冰山一角。
朱熹笔下“呈坎双贤里,江南第一村”的呈坎村,按易经中阴(坎)阳(呈)二气统一、天人合一的八卦理论选址布局。整个构造山重水复,村落完全处在“枕山、环水、面屏”的理想空间模式环境里。村落坐西向东,大门一律朝东,迎春阳之和,避肃杀之气,呈现出了以风水建立起的门户秩序。村左建家庙宗祠,村右建社屋,突出左宗右社。一座座建筑被两水圳、三街、九十九巷分割成一个个独立而连接的空间,置身其中如入八卦迷阵。
石家村石氏宗族是北宋开国功臣石守信的后裔,三条经线、五条纬线将村落分割得井井有条,道道相通,一栋栋民居如棋子散落其间,因此得名“棋盘村”。这是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棋盘上似乎还弥漫着腾腾杀气,下棋者早已拂袖而去。让人猜测下棋者是谁?为何留下一盘残局?
里方村钱氏族人遵风水理念,经数百年努力,营构了一个外圆里方的“钱形村”,还干脆取铜钱的寓意将村子名为“里方”。他们将姓氏的钱与现实中的钱穿插在一起,时刻提醒后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以村落格局教化后人做人要外圆里方。
宏村按照一头牛的形状对村落进行了设计,牛角,牛头,牛舌,牛身,牛胃,牛肠,牛脚,一应俱全。我从高处往下俯视,看到一头斜卧在雷岗前的青牛,碧水流淌,水气活络,仿佛只要一声吆喝,这头筋骨舒展的青牛,便会缓缓地迈开步伐。
徽州的大势西高东低,徽州的水多自西北流向东南,这种方向恰好迎合了风水学说上的山川大势。徽州人对风水的狂热追求,巨大的市场需求,为风水师提供了实验场,各种类型的风水村落横空出世——龙形江村、凤凰形雄村、鱼形渔梁村、云团形潜口村、牛角形西坑村、带状形高砂村、阴阳交媾的太极湖村……各种形状的风水村落层出不穷,它们或者隐藏在人们的眼皮底下,或者堂而皇之地袒露天机,数量之多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仅在休宁一县,就有月形、凤形、鹤形、龟形、蛇形、船形、荷花形、梅花形、锣形、蟹形、螺蛳形、海螺形等三十多个象形风水村落。
我们甚至很难找到未经风水师相地的徽州村落,在呈坎、棠樾、雄村等很多宗谱中,都有邀请风水师指点村落择址的记载。潜意识中,徽州人深埋着对风水的畏惧和敬仰,大到村落规划,小到一门一窗朝向,择偶看八字,出门翻黄历,建房、搬迁、修坟都要挑吉曰、选吉时,徽州无处不隐藏着风水。风水禁忌颇多,一不小心就有触禁的危险,促使徽州人不得不掌握风水知识,几乎到了人人知风水的地步。
为什么在徽州有那么多的风水村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徽州与两大风水起源地江西和福建毗邻,随着徽商的崛起,他们将累积的资本源源不断地输送回家,徽州成为数百年不停歇的庞大建筑工地。有一种说法,大批来自江西、福建的风水先生进入徽州,是他们营造了一大批风水村落。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徽州是道教的发源地之一,这里是一大批名道的活动场所,经过千年实践总结,徽州先人渐渐地丰富了环境选择理论,他们以丘陵和山水作为试验场,并将道教“师法自然”的哲学思想体现在风水设计中。南唐时,著名的风水大师、国师何令通迁居徽州,成为徽州风水的奠基者。《休宁县志》称:“凡徽人葬地之善者,多为何国师所扦。”宋元明清以来,何令通之风水术在徽州得到了衣钵传承,婺源济溪的游氏家族即“得舅氏国师何令通青囊之学”,成为徽州最著名的风水世家,明代游元礼还曾于“永乐初应诏卜天寿山陵,优赐还山”。何氏家族也绳绳相续,挥起牛鞭将青牛赶到人间的休宁风水师何可达,即为何令通后裔,青牛入户宏村之后,宏村果然没再遭受火灾侵扰,最终留下了世界文化遗产“牛形宏村”。
未能谋取功名的徽州读书人数不胜数,除了背着行囊外出经商打拼天下之外,做风水先生也是一条不错的出路。这些深受儒家经义教义影响的读书人,将毕生的学说和理想压缩到了罗盘的一千多个蝇头小字中,在村落设计、规划和改造时,他们容纳了江西和福建风水学派的精髓,将对忠孝节义和仁义礼智信的推崇、对儒道释的敬重、对宗族礼法的遵守、对宗教的信仰等观念与风水交糅,形成了包容并蓄的徽州风水学。可以说,一只小小的罗盘,大到足以将徽州收纳其中。来自各地和本土的风水师们各显神通,因地制宜,进行大胆的想象和创意,各种形象的村落应运而生,不仅在村落布局上突发奇想,在空间营造上也别具匠心,他们共同缔造了风水徽州。
相比马头墙、牌坊、宗祠、天井、徽骆驼、契约、女红,风水承载了徽州更多秘密。龙川、宏村经过风水改造后镇住了水火,呈坎、理坑打通了自然与人文的气脉后成就了进士村,经过风水的点化,它们成为富甲一方的豪族。风水真的有那么神奇吗?
供图/龙川景区
徽州为中国风水贡献了什么?
真正引发我对徽州风水思考的是村落的水系。徽州人视水为财富的象征,因此水在村落中得到了最大化的应用,门前绕水,低头遇水,村落漂浮在明晃晃的水流上,人走着仿佛脚步也开始晃动起来。
风水大师何可达将仿生学原理大胆而奔放地运用到了宏村水系的设计上,南湖是牛肚胃,小溪是牛肠,水渠兜兜转转流过每家门口。按图索骥,不论从何角度看,它都是一头熟知水性的青牛。500年后,它提醒我这一切似乎与财气关系不大,更大的关系是防火——南湖坐落在朱雀位是镇火,村中心的月沼以储内阳之水而镇丙丁之火,水流在村中被人工疏导、引流、改道、折曲、回旋、盘绕,尽可能让水在村落中舒展,利用地势落差,将消防用水输送到每一个角落。村落中一片水汽泱泱,飞檐倒影在水中,水影爬上了粉墙,显现出一派自然天成。
木结构的徽州民居最怕火,经过数百年苦心经营的村落,经受不住一场大火蹂躏。一开始,风水师试图改变道路走向和屋门口朝向而解决防火难题,但是失败了。接下来,他们在具体的防火细节上大作文章,在规划村落和设计民居的时候,将自然规律、生活常识和风水隐秘地结合在一起——宏村中心开凿的月沼取“花未开、月未圆”,寓意着宗族的发展越来越兴旺;冯村冯氏支祠东向挖有七口池塘,云庄书屋前挂一盏天灯冠以月名,组成“七星赶月”图;水圳绕门冠以“玉带缠身”;天井中放置水缸,冠以“四水归堂”……
这些风水上的吉语一语道破天机,水是防火的最有效手段,这些布局既烂漫地追求着宗族理想,又理性地落实了消防措施。
龙川河的人工改道和排衙水口的建造,从形式上看貌似弥补了龙川村风水上的缺陷,更重要的是解决了雨季发洪水时登源河水位暴涨导致的河水倒灌难题。从此,后人在雨季常常看到了一则旷世奇景——汹涌的登源河由东向南咆哮而来,人工改造的龙川河则水流潺潺,两河交汇处呈现出高低不同的水位,登源河水高于龙川河水,不可思议的是龙川河并没有发生洪水倒灌。古人把这一现象归结为真龙镇守着龙川河。在胡氏宗祠配置了流水泮池、开辟五条北高南低的通道等措施,疏导和顺畅了地表水的排泄,解决了龙川村长期悬而未决的水患和内涝问题,这是龙川先人在参透了自然规律后,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经典范例。
徽州多山而缺水,但是身在徽州你会误认为身处水乡,水在这里被最大化地利用着。为了营造良好的水环境,江、河、溪、瀑、堰、渠、池、塘、沟、井、泉,这些重重叠叠的水波纹与村落、民居、道路和建筑物协调地搭配在一起,水口园林造景,水街水圳环连,水井池塘密布,仿佛它们是与生俱来的天然的关系,创造了理想的水空间。宅坦村的无溪有龙百塘水系、江湾村有江字形水系、昌溪有多级山塘连珠水系、江村的金鳌水系等水系密布徽州大地上,创造了“浣汲未妨溪路连,家家门巷出清泉”的绝佳人居环境。
徽州风水史是一部徽州村落和民居的水火防治史,随着风水学的演变,人们淡化了最初地理学、建筑学上的实用意义,在糅杂进众多迷信成分之后,渐变为心理学、玄学,比如邻里大门、窗扇方位的避让,大门改小,天井放置太平缸,室内掘井,山墙高人一尺,原本都是防火举措,但是统统冠以风水的名义,俨然制造了独具特色的风水徽州。
程朱理学的奠基人程颢、程颐、集大成者朱熹祖籍均在徽州,他们的思想左右了徽州人的生活秩序,在村落营建中强烈地体现了宗法秩序、伦理纲常。徽州人按照朱子家礼模式建立起一套宗法祠堂自治体系——祠堂或坐落在村落中心点,如同一个人的心脏;或坐落在村口,如同村落的引头雁。左祠右社,宗祠支祠,昭穆分明,秩序井然,这些宗族建筑以其宏丽的规模、高耸的形象成为村落的地标。它们极其神圣,一砖一瓦都不能破坏,否则村落发生灾难必将难逃其咎。
徽州人虽然经商居多,但读书取仕依旧是首选,“三代不读书,好比是个猪”的俗语也说明徽州人普遍重视读书。因此徽州人希望通过整治风水改变气运,通过风水从精神层面为学子祈福。许多村落建有文武庙,在乾位建魁星楼,巽位建文昌阁,在社庙中供奉文曲星,在水口筑文峰塔。建筑上也大作文章,马头墙、山墙、大门改成官帽状,门顶或屋顶置官帽状飞檐,大门仿照衙门修成“八”字,在住宅或整个村落前后左右开挖沟渠,以形成“环绕宅之四面如腰带水”,大门正对的圆锥形山峰,就将其更名为笔尖峰,如果是“山”字形山峰,就命名为笔架山……通过美好的寓意给予学子强有力的心理暗示。其体现的功能不仅仅是讨彩的作用,更有主人的理想和诉求。这让人惊叹古人浑圆的心智。
按照“临水而建,双龙戏珠,倒水葫芦”的基本风水形势布局的许村,历史上出了48个进士,成为名副其实的“进士村”。有“理学渊源”之称的理坑,在数百年间先后出了尚书、司马、知府等36名官员、16名进士、文人学士92人。他们将这一切归结于村落的好风水。
供图/何府忠
徽州大多数村落都有族谱,无一例外地记载了“务耕读”的家规。所谓“耕读”,是农耕文明与儒道文化的结合。耕,是立命之本;读,为修身之策。“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乃是当地教育发达的深刻写照,读书成为他们的自觉行为。我在呈坎村一户村民的灶台上看到贴着一张红纸,上书“天地君亲师”。说明徽州人把尊师体现在生活的日常细节中。他们建造的豪宅也如一部修身立世的教科书,无论是大处的门楼、影壁、天井、地面,还是小处的门楣、牛腿、雀替、神龛,均有人物神像、传说故事、花鸟虫草、琴棋书画等图案,让儒家文化的微言大义渗透到建筑的每个细节中。雄厚财力是造就名人辈出的后盾,宗族子弟通过科举入仕得以光宗耀祖,反之又影响和带动了更多的族人,环环相扣,名人历史经久不衰。
风水设计的美好愿景,让徽州人信心倍增,他们对拥有上天的眷顾和祖先的庇佑深信不疑。通过风水对精神的支持,通过学子自身的刻苦攻读,千年来,徽州“儒风独盛甲东南”,诞生了29个文武状元、2100多个文武进士和数千举人,积淀了深厚的人文底蕴。“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同胞翰林,父子尚书,兄弟丞相,四世一品”被传为佳话。在这样经久不息的良性循环中,徽州成为中国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为古典中国提供了耕读传家的范本。
日渐远去的神话
从隋开皇九年(589年)置歙州,再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徽州行政版图延续了800多年。近百年来,徽州一直在经历着嬗变的阵痛,婺源的分离,绩溪的改隶,徽州已被掐头去尾,分属两省三市,不复历史上一府六县的稳固格局。为发展旅游业,徽州也改名黄山市。我们习惯上将皖南传统村落群、婺源传统村落群、楠溪江传统村落群和瓯江中上游传统村落群,称为华东四大传统村落群,皖南传统村落和婺源传统村落基本上指的是原来的徽州传统村落,可是徽州的名字已经从人们的视野中抹去。徽州已彻头彻尾地被篡改,似乎世间已无徽州。
今天的徽州,随着时代发展和科技进步,一些原本玄幻莫测的风水秘密已经揭开,风水丧失了强大的向心力和制约力,经历了“文革”和“破四旧”,先人经过上千年的实践、依靠风水建立起的牢不可破的铁律,遭到了摒弃和践踏。许多徽州人已经抛弃了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祖宗的崇拜,随意破坏和改变先人精心构筑的水系、道路、村落的格局,任意地拆除历代祖先一砖一瓦搭建起来的家园,大批徽州三雕、民居被盗卖或者出售,甚至漂洋过海。风水徽州是否只剩下了一则远古的神话,跳跃在我们温暖的舌尖之上?
摄影/吴若峰
一垛垛白墙,优雅,梳朗,独立于烟雨中,仿佛开放在田野里的一朵朵百合花,整个徽州如同大自然馈赠的礼物,被悉心收藏着。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曾经的耕读渔樵生活在这里上演,然而这样心性自然的生活场景也日见式微。古村落正在面临着消亡——一些杂乱无续的新建筑,穿插在江湾村的历史建筑中,仿佛一堆摆脱不了的累赘,它们与这座古老的村落格格不入;里方村横七竖八地盖了新房,笨拙而生硬地混搭着,我们已经找不到安放在天地之间的那枚铜钱;上叶村在“城镇化”中萎缩成了一片枯叶……散处在徽州山区的各色徽州村落和传统的民俗,在现代文明的冲袭下,命运将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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