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回归 在香港抢救国宝

1950年5月24日，新中国刚建立不久，一部特殊法令就出台了，即《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明确限制十一类文物、图书的出口。这部法规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大力支持下，由担任文化部文物局（1952—1965年改名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首任局长的郑振铎倡议并制定的，目的是尽可能地扭转从晚清以来，文物大量流失的局面。有新中国第一部文物保护法令的政策护航，文物的散失得以及时截流，但此前已流失的文物怎么办呢？仅清帝溥仪逊位后，通过赏赐、典押、偷带等方式带到宫外的书画，其数量与质量，都极为可观。更遑论在数次战火间被劫掠、偷盗出境的文物。因此，对流散文物的追索与回购行动，也刻不容缓。

抢救国宝
秘密小组锲而不舍
1950年代，由郑振铎等人组织成立“秘密收购文物小组”，在香港展开了抢救国宝大作战，令一批珍贵文物避免了流入海外的命运。图为2019年中国国家图书馆“凡是国宝，都要争取——郑振铎等抢救流散香港文物往来信札入藏纪念展”，观众正在凝视的，是1960年自香港抢救的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

南宋 《唐女郎鱼玄机诗集》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南宋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刻本，原潘氏宝礼堂藏书，1951年由徐伯郊协助回归

香港，彼时是自由贸易港，也是全球中国文物、艺术品的交易中心，大量私人收藏待价而沽。一旦有流散于民间的国宝级文物在香港市场上出现，欧美、日本的古董商们旋即闻风而动，誓要抢到手。有鉴于此，由政府主导的文物收购，也在香港秘密进行。